我今年84岁。相对于我的前辈而言，用“抗战记忆”显得有些夸张。因为我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以天皇诏书的形式向全世界无条件投降了。记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信息进行的储存和提取。一般说来，人从3至6岁才能形成记忆，但我确实留下了一些儿时的瞬间记忆；后来长辈又将他们的历史记忆讲述给我听，于是就形成了我的“抗战记忆”。

我的祖籍是湖南长沙，出生地是重庆歌乐山的中央产院。长沙和重庆，都是在中国抗战史上不能忘却的城市。1938年11月12日至13日凌晨，蒋介石曾密电湖南当局，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史称“文夕大火”。“文”是当日电报代日韵目，“夕”即夜间之意。长沙顿时一片火海，全城5万余栋房屋被烧，两万余人被活活烧死。

1939年至1942年，中国军民进行了三次著名的“长沙大会战”，歼灭日本侵略者11万余人，直到1944年6月19日才被日军攻陷。所以，抗战期间的长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也是一座悲壮的城市。

我之所以出生在重庆，是因为生父在重庆农民银行工作，1937年11月，当时的政府机构迁往重庆，1940年9月6日正式将重庆命名为“陪都”，即“辅都”或“副都”。因此，重庆长期成为日本飞机进行“疲劳轰炸”的目标，其中既有蒋介石的曾家岩官邸、国民政府大礼堂、英国大使住宅，更有广大的平民区。我刚出生的当年7月30日、8月10日、8月11日、8月22日、8月23日、8月30日、8月31日……都有大量日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我出生前一月6月5日，重庆更是发生了“校场口隧道惨案”，死伤千余人，死尸堆积如山，成了可以跟“文夕大火”并提的另一惨案。

重庆实在待不下去了，母亲只好带着刚满两个月、骨瘦如柴的我从重庆逃难到凤凰。从山城重庆逃到古称“五溪蛮地”的湘西，需要翻崇山、渡恶水，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母亲经受的苦难可想而知。姨妈告诉我，妈妈带我见到外祖父时，她满脸尘垢，衣衫褴褛，除了怀抱着一个体重不足6斤的娃娃之外，身上别无他物。更倒霉的是，我妈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听牧师说战争期间会保护教堂，便建议外祖父把家中的一些财物寄放在一个县城的天主教堂。不料，日本轰炸机并不敬畏“上帝”，那座小教堂被炸，夷为平地，外祖父寄存的那点财物也灰飞烟灭，只好靠朋友救助为生。

更可怕的是，长沙沦陷之前，有一次外祖母带我回长沙取点衣物，但返回凤凰的途中遇到了清乡的日本兵，外祖母带我躲在一个石桥的桥墩下面，叮嘱我千万不能出声。如今耳边还似乎响起那队日本兵军靴的铁蹄声。他们过桥后，看到一处小茶摊，有几位路人在喝茶，他们就端起机枪来扫射。这确实是我此生最早的“瞬间记忆”。后来，外祖母夸我听话，说万一我哭喊出声，那我们祖孙就会丢下性命了。

如今有朋友诧异，问我为什么17岁就能从五年制的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我现在公开解释：这完全不是由于我早慧，也不是北宋时期“方仲永”那样的神童，而只是因为母亲当年在凤凰难童教养院当教师，所以4岁的我就进了教室，坐在后排一角，我能记得的是，当年棉衣上有虱子，上课时尿过裤子，被妈妈揍过几次。像我儿时的这种经历，只是中国亿万普通民众中的一例。

我童年时期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1947年，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摄制了一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导演，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主演，分为《八年离乱》与《天亮前后》上下两部。新中国成立后，又于1956年重演，由7个小时剪辑为3个小时。我记不清母亲带我看过多少次，影片表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广大民众悲欢离合的生活。每次上映时，放映厅都会哭成一片，因为影片唤起了广大观众的抗战记忆，正是因为这种记忆，我后来听到《怒吼吧！黄河》这首歌时，有两句歌词顿时就会让我热泪盈眶：“五千年的民族，苦难真不少！铁蹄下的民众，苦痛受不了！”

我真正跟日本人面对面地接触，是在抗战胜利之后。那时我们家从凤凰搬回长沙。当年长沙城区不大，“南门到北门，七里零三分”。我常在街上看到一群群日本战俘在修马路，一个个也长得像普通农民一样，后来被分批遣返回日本。如果没有被军国主义教育煽动，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可能也不会丧尽天良、泯灭人性。

最难忘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我从1986年到2001年，有6次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结交了不少日本鲁迅研究界的朋友，也接触了一些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老兵。1986年7月7日，正是“七七事变”发生49周年，我们鲁迅博物馆一行在日本仙台访问，晚上仙台各界人士为我们举办了欢迎仪式。日中友协仙台支部的代表发言，有一位满头银发的日本女士说：“我1921年出生在中国，很想跟中国人交朋友。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我们似乎跟中国人之间产生了一道厚障壁。1953年，我回到日本，一直为日中不再战而贡献力量。”一位叫村桥实的老人沉痛地说：“我参加过侵华战争，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去。我今天要为日中不再战而奋斗。”

《旧唐书·魏徵传》有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珍视中日两国的传统友谊，但只有“以史为鉴”，这种友谊才能建立在稳固的基石之上，并不断深化延续！这就是我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的一点随想。

（作者陈漱渝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