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团结国内一切力量抗日，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北方局，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晋绥应放在第一位”。

遵照指示，中共北方局联系“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后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民革中央主席），并请朱蕴山到太原会见阎锡山，转达中共愿同阎锡山联合抗日的意愿。于是，便有了朱蕴山“四赴太原”。

一九三六年秋，朱蕴山与王志洁在天津市结婚。

一赴太原

“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是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等在香港组织成立的，汇集了国民党内左派、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主张抗日反蒋的爱国分子，他们于1934年12月发表政治纲领，提出“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中心的抗日反蒋的8项政治主张，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号召，呼吁建立联合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朱蕴山是“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

据朱蕴山回忆：“当时在盟内工作的有余亚农、吉鸿昌、徐午阳、谢文超、何子为、马子谷、陈希周等。联系的进步人士有李锡九、许德珩及刘承烈、马哲民、张申府、刘清扬、孙祥偈等。军方人士有马占山、孙殿英、方振武部阮玄武、任应歧等。冯玉祥、李济深曾亲函韩复榘、宋哲元，喻以抗日大义，并嘱掩护民族革命同盟。”

为了促成阎锡山与中共的合作，1936年2月，朱蕴山先写信给曾任阎锡山参谋长的澹台敬修，邀请他到天津具体谈谈山西和阎锡山的情况。澹台是朱蕴山的安徽同乡，辛亥革命时期的同志，在山西很久，富有爱国思想。他们交谈后，一起到太原会晤阎锡山，试探阎锡山对联共抗日的态度。

会见中，朱蕴山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对阎锡山进行了劝说：“日寇直逼，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日寇意在灭亡中华民族，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险。中国若亡，山西何存？借助他人之力，一味反共，结局如何，不言而喻，而他人又赖在山西不走，那么百兄将军苦心经营了多年的三晋大地，岂不是拱手予人？”朱蕴山希望阎锡山和李济深、十九路军合作，组织中国民族革命同盟，并向他说明，只有恢复孙中山所定的三大政策，共同团结抗日，中国才能得救。

阎锡山认真听取了朱蕴山的意见，表示愿意考虑。

二赴太原

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由“抗日反蒋”转为“逼蒋抗日”。当时日本侵略军的步步进逼，对山西构成严重的威胁，日阎矛盾日益激化。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阎锡山试图在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三方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降日、迎蒋都不是出路，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有意向中国共产党求助。于是派他的外甥、贴身秘书兼政训主任梁化之到天津，请朱蕴山再来太原协商。

朱蕴山问梁化之：“上次向百公（阎锡山）建议，究竟考虑如何？”梁化之说：“百公对抗日是同意的，关于联共问题，你去时可详细讨论。”朱蕴山说：“百公既有决心抗日，必须恢复孙中山先生所定的三大政策，否则山西一隅，终归保不住的。请你回报百公，稍迟我当前来请教。”

梁化之回去不到一星期，朱蕴山便收到由山西驻津办事处转来一电，曰：“百公嘱转先生，扫径以待，敬候高轩。”朱蕴山将阎锡山主动发出邀请的情况以及他这次赴晋的态度，向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张友渔、南汉宸等通报并交换了意见，得到他们的鼓励与支持。

5月20日，朱蕴山第二次来到太原，直接被安排住在阎锡山家中，秘密会谈了三次。朱蕴山向阎锡山分析了全国和华北的形势，明确提出他应走联共抗日的道路。阎锡山也谈了自己的三点忧虑：一是红军东征时，晋军在作战中打死了红军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担心红军报复；二是国民党中央军有10个师驻在山西，担心蒋介石把他吃掉；三是日本方面一直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同日方合作。

针对当时情况，朱蕴山向阎锡山建议：在红军已经撤回陕北的情况下，山西应取消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取消对陕北红军的封锁，组织一个抗日的群众团体，参加民族革命大同盟。阎锡山认为朱蕴山讲得有理，可以考虑。

朱蕴山与阎锡山第二次会晤不久，5月25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来亲笔信：“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

三赴太原

1936年8月下旬，阎锡山又派梁化之到天津邀请朱蕴山，再一次征询意见。

临行前，朱蕴山和王世英等中共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和阎锡山会晤时，朱蕴山首先转达了中共北方局的看法和对他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期望。继而再次提出“山西方面应首先取消公道团，为联共抗日政策铺平道路”。

阎锡山在几经犹豫之后，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并明确表示：一、同意取消以反共为宗旨的“公道团”；二、取消对陕北红军的封锁，今后也不再提“剿共”等字眼；三、成立一个以抗日为宗旨的山西自己的独立的群众团体。朱蕴山对这些意见表示赞赏。

1937年5月中旬，梁化之再来天津，再邀朱蕴山赴太原。并说：“百公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回到山西，决心抗日，拟与李济深及十九路军建立民族革命同盟关系，并愿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合作。但山西方面对民族革命同盟拟加上‘牺牲’二字。”询问朱蕴山的意见。朱蕴山说：“山西愿与民族革命同盟建立关系，我们十分欢迎，加上‘牺牲’二字另行组织表示抗日决心，更为钦佩。不过山西与陕北红军靠近，尤须真诚合作，一致团结对外，方可抵挡日寇侵犯，希回去请示百公如何打算？倘蒙采纳，我可设法约中共代表前来协商，双方秘密进行，方可落实。”梁化之表示同意。

梁化之回去不久，来电邀朱蕴山第四次赴晋，并转达阎锡山希望能直接与共产党正式代表见面之意。朱蕴山及时向中共北方局转达，中共中央委托朱蕴山携带毛泽东于1937年5月27日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决定由南汉宸、彭雨枫（即彭雪枫）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与阎锡山谈判。

四赴太原

1937年6月初旬，朱蕴山与南汉宸同赴太原，梁化之到车站迎接。南汉宸住城外太原饭店，朱蕴山和彭雨枫住城内中山公园附近旅舍。

当晚，朱蕴山先应阎锡山之邀，到他的住宅密谈。阎锡山谈及曾赴南京见蒋介石，提及抗日之事，蒋介石的态度令人气愤。朱蕴山趁机提出当前抗日救国只有实行孙中山所定的三大政策，晋绥面临强敌，除了联共抗日，是没有出路的，只要能一致抗日，他一定尽力协助合作。

接着将毛泽东致华北民族革命同盟转阎锡山的密函面交，说明同来的南汉宸、彭雨枫二位是中共正式代表，请与他俩交流如何配合抗日办法，及联合组织民族革命团体问题。

阎锡山见函当即表示愿意与中共代表进行具体洽商，并指定梁化之为他的全权代表。

朱蕴山与阎锡山交谈时，胃部宿疾再发，咳血不止。阎锡山留他在太原养病，朱蕴山表示：“既然百公同意与中共合作抗日，又有中共正式代表前来商谈，我的使命已完成了，宜回北平治病。”阎锡山也表示同意，朱蕴山于次日返回北京协和医院治病。

11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彭雨枫、南汉宸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谈判代表梁化之密谈后终于握手，双方商定在太原设立中共秘密联络处，最终促使阎锡山与中共合作抗日，建立了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本文作者为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民革党史、朱蕴山生平事迹专题特聘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