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工事孤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良友》杂志大篇幅报道谢晋元将军遇刺殉国。

谢晋元团长是一位杰出的抗日英雄，他与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时我以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华队队员的身份，在四行仓库门口的堡内值勤，后来又担任谢团长的翻译，和他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回忆往事，历历在目。

战火下的万国商团

1937年淞沪会战是在8月13日凌晨1点钟左右爆发的。在此前几小时，8月12日下午4时左右，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华队的通知，要求华队队员立即全部武装，携带枪支弹药，到九江路江西路口礼拜堂，向华队临时司令部集合。

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是公共租界工部局领导下的一支武装队伍，参加的人起初都是外国侨民。后来工部局设立董事会，经过华董的力争，在万国商团之下，成立中华队，由中国人组成。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后，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又成立翻译队，归华队领导。万国商团除了华队以外，还有英国队、美国队、日本队、苏格兰队、骑兵队、运输队等等，全由外国侨民组成。无论外国队和华队的队员，一律义务性质，不支薪给。另外，万国商团还雇用白俄为团丁，那是职业性的，有工资。当时华队队员有300多人，其中翻译队100多人。

万国商团司令是英国人马飞少校，华队司令是中国人陈时侠（海关高级职员），翻译队队长是王廷魁（南京西路国际照相馆老板）。我是翻译队队员，编号为53号。当时我在美商丽安电器公司任会计主任，该公司经理、厂长都是美国人，和其他外国籍成员先后参加万国商团骑兵队、运输队等。当时参加万国商团的在职人员可以随时请假，到队里去值勤，不扣工资。不论外国队员或中国队员，虽然没有薪金，但值勤时可以享受膳食待遇。

“一·二八事变”时，万国商团成立翻译队，招收队员，应试资格为懂得外语、能口译笔译且有正当职业，并得到所属单位同意的职员。我就报名投考，录取后，经过6个月军事训练（包括学科及实弹射击），成为正式队员。

1937年8月12日下午4时，我向华队临时司令部报到后，当晚被派往苏州河南岸一带巡逻，下班后睡在司令部待命。8月13日，我被派往愚园路乌鲁木齐路口救火会美军驻地任翻译做了两三天。后来华队派我到浙江北路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工作，又先后被派到凯旋路美军防地、北火车站英军防地做译。自从8月13日日军突然进犯上海以来，中国军队在广大群众支持下，英勇对抗，战斗极为激烈。谢晋元率部驻防在北火车站一带，坚守阵地达两个多月之久。当时他是第五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代理团长，第五军军长为张治中，八十八师师长为孙元良。

10月27日晨，我被派往北火车站附近克伦海路英军防地做翻译。在那里的英军有100多人，队长约翰士是英国职业军人。晚11时左右，我在英军营房里听见北火车站方向枪声密集，出去一看，只见北火车站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向西撤退，一个站岗的英军士兵突然喊：“Japanese army!”（日本兵来了！）原来，10月27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中国军队奉命后撤，谢晋元团担负掩护退却的任务。

不久，北火车站被日军占领。

与日军隔河对峙

10月28日上午，我回到九江路万国商团华队临时司令部，向司令陈时侠汇报日军侵占北火车站情况。第二天早晨，陈对我说：“约翰士队长指定你到西藏路桥北堍碉堡去做翻译。”我即奉命到达那里。这个堡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建筑的，地点是在公共租界西藏路桥北堍的西侧，对面就是华界边沿的四行仓库即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共同投资的四行储蓄会仓库。

10月27日深夜，谢晋元团800多人从北站进驻四行仓库，那时仓库的西边和北边都是中国管理的地界，已被日军占领，东边是西藏路，属于公共租界，南边是苏州河，过河即是公共租界，所以四行仓库事实上成为孤岛，与未被日军占领的华界完全隔绝。仓库的东南角有一家小烟纸店的楼房，他们在仓库里挖了一个洞，与小烟纸店相通，并在店面的板门内外堆满沙包，只在楼上留一窗口没有堵塞。这个窗口对面就是西藏路桥北堍的碉堡，彼此可以通话，这是当时四行仓库对外联络的唯一出口。

我向英国小队长报到以后，一面与他闲谈，了解昨天（28日）的情况，一面观看四周环境。小队长盛赞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英勇抗击日军的事迹。他说：“昨天，日军曾两次进攻，企图趁中国兵尚未站稳以前，一下进占四行仓库。但中国兵一面堵截敌人，一面上屋投手榴弹和迫击炮弹，日军伤亡很多。今天拂晓，有一个中国兵身上裹满手榴弹，从仓库顶上突然而下，跃入日兵丛中，只听轰然一声，这位勇敢的中国兵为保卫祖国与敌人同归于尽。”

几个英国兵也说：“昨天下午，中国人用卡车装了慰劳品，沿苏州河北岸，开到西藏路桥北堍东侧，将慰劳品送进烟纸店窗口，给四行仓库内的中国兵。昨天中国兵还在四行仓库顶上升起了中国国旗。苏州河南岸和西藏路桥北堍以东公共租界内成千上万的中国群众，见到国旗升起，热烈欢呼，掌声雷动。

10月30日，万国商团华队没有派人来调班，我仍留在碉堡里值勤。这天，日军继续进攻四行仓库，但仓库的墙壁厚，工事好，加八百壮士奋勇对抗，日军没有得逞。下午3时，发现苏州河里有两艘汽艇，向西藏路桥驶来，船上悬挂日本国旗，载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汽艇穿过浙江路桥、临近西藏路桥东侧时，原来停泊在那里的中国小木船上的船民知道敌军是去进攻四行仓库的，出于爱国热忱，不约而同地把小木船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堵塞了河面，使日本汽艇无法前进。

这时，四行仓库里的战士，从小烟纸店楼上的窗口里喊我，叫我告诉英军，不让日本汽艇开过来，如果汽艇驶到西藏路桥，八百壮士就要用机关枪扫射，不管什么租界不租界，后果应由英军负责。我把这些话告诉了小队长，小队长立即离开碉堡到中国银行仓库队部去请示。后来，日艇先后退去，中日双方都未开枪。

四行仓库保卫战

30日下午4时，我同英兵一起，从碉堡出发，沿西藏路往北巡逻，到达开封路口，又掉头回来。在开封路上，我见到有几十个日军，正在布置大炮和重机枪，枪炮口都对准四行仓库后面。回来后，我把日军部署情况写了一张小纸条，丢入烟纸店楼上窗口，叫八百壮士早作准备。

30日下午5时许，英军小队长对我说：“请你告诉八百壮士，我们英军要撤退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下午7时，日军要开始总攻。”我把此事告诉烟纸店楼上的孤军。大约隔了10分钟，孤军又叫我，要我告诉英军：“如果英军撤退，那么不管碉堡铁门上锁不上锁，中国军队就要占领碉堡。他们什么时候走，我们就什么时候占领，要英军立即以行动来答复。”

下午6时半左右，小队长留两个英兵在碉堡内，他自己和其余英兵包括我在内，一起向东撤退到西藏路东侧中国银行仓库。这个仓库与四行仓库东西相峙，但它的位置属于公共租界。

我们撤至中国银行仓库，小队长对我说：“今晚没有事了，我们休息吧！”我即和小队长和衣躺在行军床上。但我想外面战事这样紧张，小队长却叫我休息，其中一定有什么花样，便假装睡着。

没有几分钟，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去，我也跟着出去。刚出中国银行仓库门，我被小队长看见了，他对我说：“外面危险，你不要出去，留在里面。”我即退入门内，窥看路上的动静。原来中国银行仓库在西藏路上有两扇大铁门，这时小队长把一扇铁门打开。我很诧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才了解是执行上级命令，掩护四行仓库孤军撤退。

中国银行仓库沿西藏路的围墙上，有英军驻守，侨堍的路面上铺了一面英国旗，表示这是公共租界。下午6点多钟，天黑下来，原来留在碉堡里的两个英国兵也撤入中国银行仓库。到了晚上7时，突然枪声大作，日军又向四行仓库进攻，孤军顽强应战，我听到一个个手榴弹在日军阵地上爆炸，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和喜悦。接着，日军用探照灯照亮了四行仓库的东南角，连英军原来驻守的碉堡也被照得清清楚楚。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探照灯突然熄灭，路上一片漆黑（后来听孤军杨排长说，是他用机关枪把日军探照灯打掉的）。探照灯被打掉后，八百壮士开始撤退。他们把烟纸店门口的工事拆掉，然后一个个从店内柜台上跳出，穿过西藏路街心，几步就跃入对街的中国银行仓库。

第一个冲出的是杨瑞符营长，其余壮士陆续撤出，最后退出的是谢晋元团长。由于天黑，又有中国银行仓库大铁门的掩护，我没有听见在撤退过程中、有什么大的伤亡。

在孤军营的日子

孤军全部撤入中国银行仓库，已是后半夜，即10月31日0时左右。这时，谢晋元团长和八百壮士被迫把武器交给英军，英国兵陪谢晋元团长进入仓库底层的办公室，即我和英军小队长原来睡觉的地方。当时在场的有谢晋元团长、万国商团司令马飞少校，还有两个英军和我。谢团长面容憔悴，满眼红丝，流着眼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但精神很好。他和马飞少校谈话时，由我任翻译。谢团长在谈话中，有时泣不成声，于是大家只好默然相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谢晋元团长。不久，天蒙蒙亮了，马飞少校对我说：“请你告诉谢团长，我们调一个地方，让他好好休息。”于是谢团长、马飞少校和我三人坐小轿车到北苏州路河滨大厦三楼的一个房间里。

早晨8点时许，我们三人又坐小轿车到跑马厅（现在黄陂路口上海图书馆后面的楼房）二楼休息。上午10时，当轿车出门前往营地时，门前门后，街上墙上，甚至屋顶上都站满密密层层的人群，大家热烈鼓掌，高声欢呼：“抗战英雄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由于人群拥挤，车子几乎开不出去，只得缓缓前进。谢团长一面流泪不止，一面对人群不断举手行礼，我和马飞少校也跟着行军礼。

营房在沪西新嘉坡路40号对面的一块空地上，面积有数十亩，附近就是胶州公园。这块空地坎坷不平，垃圾满地，搭有大小帐篷，大帐篷搭在四周，小帐篷搭在中间。空地四周围以铁丝网，大门口由万国商团白俄团丁守卫，有时还在铁丝网四周内外巡逻，我们到时，八百壮士已先到达，住在大帐篷里。谢团长和八百壮士都只许在铁丝网内活动，我因是万国商团华队队员，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俘虏营，不过我们中国人则尊称它为“孤军营”。

小帐篷内分内外两间，面积约五六十平方米。谢团长睡在内间，外间作会客之用，晚上是我的睡室，八百壮士一进孤军营，中外记者就跟踪而来，进行采访。万国商团华队司令陈时侠和其他官员数人也来了。当天下午，谢团长接待新闻记者，由陈时侠任翻译，我和万国商团华队几个队员去做慰劳品的接收、登记工作。中国人是多么热爱祖国啊！天天有慰劳品送来，有的用卡车运，有的用黄鱼车拉。吃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单毯子一项，就有成百上千条。药品也送来不少，谢团长指定一个军医负责管理。谢团长对来访群众，都一一接见。

迁入孤军营后，头绪纷纭，百废待兴。空地上尽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既无厕所，又无烧饭场所。于是谢团长动员战士进行整司，挖一排土坑，坑上加块木板，作为厕所。帐篷外面搭上竹涂层泥土，作为墙壁。经过一两个星期的紧张劳动，营房比进来时像样得多。不久，接到南京国民党政府来电，晋升谢晋元为少将团长。

11月中旬，孤军营整理就绪。谢团长因患有严重胃病，经公共租界工部局同意，住宏恩医院（即现在华东医院）休养，要我住进医院作陪。他占用病室两间，里间为卧室，外间作会客用，病室门口有万国商团白俄团丁守卫，实际上还是监视。在住院期间，他亲手书写中堂一幅赠我，文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还书对联一副，上联为“养天地正气”，下联为“法古今完人”。在与谢团长闲谈中，我知道了他的身世：广东蕉岭县人，生于1904年，比我大4岁。他出身贫苦家庭，1924年进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毕业，以后历任国民革命军连长、营长、团副等职。

大约过了半个月，谢团长和我从医院回到孤军营。这时万国商团华队认为我能主动给孤军服务，升我为翻译队副班长，并通令全华队记大功一次。

英雄的陨落

谢团长守四行仓库时，全团号称八百壮士，到孤军营时，只有400多人（这个数字是听谢团长讲的）。人数减少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国民党军队一般都有空额，二是在坚守四行仓库的四天战斗中，不免有伤亡和掉队。于是谢团长将人员重新编组，编制仍为营、连、排、班，团设团部，营设营部，连设连部，仍由原来的骨干统率。

谢团长极为好学，每天早晨打太极拳后，即看书看报，对古书尤为喜爱，并练习写大字。他也督促部属读书识字，每周必对全体官兵作一次精神讲话。在孤军营中，官兵们仍旧过着军队生活，每天早晨4时半起床，整理内务，接着为早操、上课、操练，下午为操练和自由活动，有的唱歌，有的打球，每星期还放映电影一次。谢团长还有一匹马，给官兵们作为练习骑马之用。谢治军极严，在孤军营中照样责成官兵轮流站岗，毫不松懈，官兵们偶有违背，辄加严厉斥责，听说有时还会有一些体罚。我曾规劝过他，说现在处境不好，对官兵不能太严，否则可能有变。谢说：“是啊！目前我们是在帝国主义魔掌下过生活，但如果对部队不严，不培养他们的爱国思想，他们中间可能有人会丧失爱国立场。”

出入制度也有规定，凡是外界有人来参观、访问，先要通过守门的万国商团白俄团丁（警卫室），填写登记表，注明姓名、单位等等，然后由白俄团丁将登记表交给孤军岗哨，转向谢团长通示，能接见的就接见，不能接见的就不接见。来访者参观时，必有白俄团丁和孤军战士陪同，不得自由行动。有时有外国人来访时，由我做翻译。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精神升旗”的仪式。中国军队在每天早操之前，必须升旗，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礼节。但是在孤军营里，既无国旗，又无军号，甚至连旗杆也没有一根。于是每天早晨，举行“精神升旗”，由谢团长带头，向空中行敬礼，好像真的在升旗一样。

12月中旬，因为美商丽安电器公司恢复营业，我不得不回去工作。这一个半月的孤军营生活，时间虽不长，但它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我舍不得谢晋元团长，舍不得八百壮士，每星期必定去探望一两次。

1941年4月25日，我在报上看到谢晋元团长遇刺消息，大吃一惊，赶忙跑到孤军营去，见到了营副上官志标。这时灵堂已经布置好，遗体也已化妆，身着军衣，头戴军帽。公共租界华董何德奎与陈时侠及华队其他官员数人，都已到场。

丧事由上官志标主持，他向我们几个人叙述了谢晋元团长被刺的经过，24日早晨5点钟早操时，有士兵郝鼎诚等四人迟到。谢团长责问他们为什么迟到？这四个士兵早已对谢有所不满。拿起地上的洋镐向谢的后脑猛砍，谢当即倒地，头部和胸部都有重伤。虽然马上叫军医包扎，并打电话给工部局，转请营外医生来救治，但因流血过多，遇刺后一个多小时，便停止呼吸，全体官兵痛哭失声。郝鼎诚等四个凶手，当场被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报载凶手是用匕首刺杀谢的，这不符事实，因孤军的武器，包括匕首在内（菜刀例外）都已全部缴出。

第二天，举行大殓，盖棺后举行出殡仪式，送葬的爱国群众有六七万人。我跟在棺材后边，接着是数不尽的人群，蜿蜒达数里之长。这位全国人民所敬仰的抗日英雄，只有37岁就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听说孤军营就解散了，万国商团也无形中解散。

（本文摘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