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不负800多万南洋华侨重托完成任务回国前受到昆明各界欢送。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这一评价是毛泽东在1945年11月18日提出的。当时重庆各界为庆祝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安全脱险（结束在印尼的避难生活），举行了“陈嘉庚安全脱险庆祝大会”，毛泽东专门为大会题写了这8个字的条幅，高度概括了陈嘉庚作为华侨领袖的卓越贡献和民族精神的光辉典范。

▶▶▶关注归国侨工生活

1939年3月，擅长驾驶的新加坡华侨银行职员吴再春辞别父母妻子，跟随第三批南侨机工队回国效力。7月16日，在1146公里“生命线”滇缅公路上，吴再春驾驶的汽车突然熄火。抗战时期，滇缅公路的路况很差，沿途路基不断坍塌，汽车发生抛锚故障的情况很是常见。平日里，大家临时修理一番，多少都能凑合着赶回车队。而这一次吴再春修了好久，却始终没能修好这辆车。

海拔2000米左右的云南腊勐垭口气候高寒多变，第二天，吴再春被从畹町方面开来的车队发现时，脸上覆着一层薄薄的冰霜，已然停止呼吸。随后，西南运输处对这次事故进行了调查，在后来刊发的报告当中，详细记录了吴再春被冻死的经过：“衣被单薄，体力弗胜……因不舍车辆，竟守候以待救济之至，卒以内伏寒湿、外感风侵，遂至身殉。”

几日后，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读到“衣被单薄”4个字时，痛苦不已。因为在事故发生前不久，有几名华侨回到南洋，哭诉了在滇缅公路之上所遇到的种种不堪情形，以及华侨在运输途中的悲惨境遇，这些事项当中有一条就是缺少衣物，难以抵御寒凉。

1939年8月，受陈嘉庚的委派，南侨总会特派员刘牡丹踏上了归国视察之路。当时，跟随刘牡丹一起归国的，还有《南洋商报》记者陈戈丁和张楚琪，众人此番主要的任务是视察滇缅公路运输状况和沿途华侨机工们的生活境遇。

这次视察持续了一个多月，刘牡丹在视察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在是段服务之华侨机工类多面色清瘦，鸠形鹄面，体格健康损失过半。等到时，即觉眼红喉塞，看来颇为悲感……当兹寒风刺骨犹是单衣蔽体，盖华侨请返国时，都以为政府当能另发制服和其他工作衫裤，故今未多带南洋原有衣服……查有许多机工对南洋家属来往通讯恒四五月，尚未递到，俱在南洋家属稍丰胆者，寄往银信，机工亦绝无接到。”

刘牡丹等人回到新加坡后，向南侨总会递交了此番考察报告。报告中的内容，让南侨总会所有负责人看后倍感震惊，众人随即对其中的问题进行了具体、仔细的研究讨论，提出了《南侨总会关于改进滇缅公路设备及机工待遇的建议书》。

然而，面对陈嘉庚的奔走呼号，重庆方面的反应很漠然，这让他心灰不已。陈嘉庚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虽屡蒙复电嘉奖，却不过官样文章敷衍而已。”

▶▶▶揭露滇缅公路的黑幕

刚开始，陈嘉庚还准备继续帮助西南运输管理方面再筹集一些资金，以供后续改善所需。然而，随着代表们前往西南深入查访，滇缅公路上的腐败黑幕被缓缓揭开。

1940年3月，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从新加坡乘“丰庆轮”回国。途经仰光时，由国民党政府驻仰光总领馆和救灾总会、福建公司、广东公司等16个单位，联合在缅甸华侨中学召开欢迎大会，到会各界侨胞及集美校友600多人。

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考察滇缅公路状况，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半年前南侨总会奔走呼吁的那些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路政反而更加腐败，机工待遇也是愈发恶劣。他说：“余此回沿途所见，仍旧腐化绝无改革一件。”

陈嘉庚等人来到下关考察，当时的主任设了三席酒宴，酒菜丰盛，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依然没散。国难当头，官员作风如此奢侈腐化，憋了一肚子火的陈嘉庚直接起身离开，并对随行之人感慨道：“运输安能有成绩！以下关站之重要，而委此腐败主任，如此开销，其实为他舞弊，且误余工作！回昆明可向龚君（龚学遂）言之。”旁边的人听完，无奈道：“亦均是一丘之貉，龚学遂虽负责主持，然重要机关人员，多是宋子良委派……”

1939年底，南侨总会送抵昆明的一批药品、物资，原本说好是专门用于改善机工生活的，却因为国民党政府重重截留，最终没有半分落在机工们的手中。前番机工泣血申诉，南侨总会的奔走呼号，最终在巨大的黑幕面前，悉数化为烟尘。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的南洋考察团一行，是对祖国抗日形势进行的一次多线路、多方位的全盘考察，除了国统区各大城市之外，陈嘉庚还特意选定了一个特殊的目的地——延安。

5月31日，陈嘉庚进入延安地区。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在延安住了9天，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女大等，还与100多名南洋华侨子女和集美、厦大两校出来的学生见面，同财政、司法官员座谈，某银行行长曹菊如是福建龙岩人，会说闽南话，免去了翻译之苦，他向陈嘉庚详尽介绍了边区经济的自力更生情况。分别之际，毛泽东向陈嘉庚表示两点：一是请转告蒋委员长，共产党对国民党并无恶意，衷心希望两党一致对外，早日取得抗战胜利。二是希望陈先生把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南洋侨胞。陈嘉庚十分肯定地作了承诺。

在归途中，陈嘉庚对秘书兼国语翻译李铁民说：“中国之希望，竟然在延安。”显然，访问延安的9天时间，改变了陈嘉庚的认识。

1940年12月15日，陈嘉庚结束回国慰劳后，取道滇缅公路回新加坡。路经仰光时，缅甸侨胞在福建观音亭（庆福宫）举行欢迎大会，缅华各界有幸最早听他亲自报告一路的所闻所见，陈嘉庚报告回国观感历时3小时，列举目睹事实，揭穿蒋介石集团“抗战为名，反共为实”的行径，痛快淋漓。

据缅甸华侨徐四民（祖籍厦门，香港《镜报》创始人）回忆：1940年12月15日，在仰光华侨举办的欢迎陈嘉庚大会上，陈嘉庚介绍了国内抗战形势，特别是延安团结一致打东洋，军民一家，吏治清廉的事实，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给自己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影响了自己一生。

抗战胜利后，1947年11月30日，为了表彰华侨机工的爱国精神，马来亚雪兰莪华侨筹赈会在吉隆坡的广东义山亭为殉难机工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为了抗战牺牲的1800多名南侨机工，永远长眠于滇缅公路上。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从1939年至1942年短短3年多，南洋机工不畏艰苦、冒险犯难地维持“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通畅抢运45万多吨的军火。但是在运输处解散后，大多数的机工处境非常困苦，失业、失所饿死、病死的都有。

南侨机工的抗战史，是中国华侨历史上一次人数最为集中、组织最为有序、经历最为悲壮和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行动。厦门华侨博物院原副院长陈毅明说：“南侨机工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很独特的群体，代表了海外华侨华人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态度，可以说是同仇敌忾。这个群体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产生的。”

（作者王起鹍系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顾问、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中国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原专职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