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坂参三在读报

王家坪革命旧址（延安时期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有一间房门紧锁的砖瓦房，标识牌上写着“冈野进（野坂参三化名）旧居”，显然，房屋的主人是个日本人。一个日本人，竟然一度在八路军总部办公和生活，这不免让人好奇。

▶▶▶觉醒之路

1910年，日本天皇政府利用所谓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逮捕了一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12人被判处死刑。在这一事件的刺激下，18岁的野坂参三开始关注幸德秋水等主张的社会主义。1911年，野坂参三写出《论社会主义》一文作为结业作业，文中写道：“社会主义旨在践行正义与人道，实乃改良弊病丛生之现代社会的可敬主张！”因这篇作业，野坂参三被老师当众责骂，勒令其修改题目，但并未影响其思想迅速向社会主义靠拢。

此后，野坂参三到东京庆应大学上学，其间加入了“友爱会”——即后来的日本劳动总同盟，开始参与实际的社会运动。在兴趣的指引下，他阅读到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特别是在三年级时通过一位老师读到了当时的“禁书”《共产党宣言》，深受震撼，坚定了要以革命行动追求社会主义的决心。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听从家人的意见进入银行工作，而是继续留在“友爱会”，致力于解决工人们的劳资纠纷问题，并担任了该会的常任书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野坂参三备受鼓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1919年，野坂参三前往英国伦敦调研并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一年后，英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创始党员。野坂参三的革命活动很快被英国警察发现，随即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后来，他又到世界各国考察社会主义运动，于1921年回到日本，次年参与组建日本共产党，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次，他又遭到日本警察的追捕，前后两次入狱。

1931年，野坂参三逃到莫斯科，化名“冈野进”，投身共产国际工作。其间，他与任弼时等中共代表结识，并通过交流增进了对中国形势及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了解。1939年末，野坂参三得知在莫斯科治疗手臂伤的周恩来要出院回国，便主动要求一起到中国延安去。

▶▶▶延安印象

野坂参三在1940年3月到达延安。当汽车开进延安城门时，他惊讶地发现，厚厚的城墙和城门全部遭到破坏，城墙内只看到堆得高高的石块和砖头瓦片，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人影也稀稀拉拉，一片破败景象。当得知这是日军轰炸的结果时，他感到“血液如沸的一般愤怒”，心想对这座没有军事价值的古城，有什么必要进行如此彻底的破坏，有什么必要夺去居民的生命和住宅呢？必须尽快制止这种暴虐行径！

在延安城的断壁残垣上，中国共产党建起“革命的天堂”，这也是野坂参三的亲历亲闻。他看到这里官兵一致：大家同灶用餐，都穿手织棉布衣服，朱德总司令一直穿着和一般士兵完全相同的服装。他看到这里男女平等：男女穿着同样的军装，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女议员、女县长、女校长都有，中央委员中也有四名女性。

此外，八路军对日本俘虏的人道主义政策和态度也让野坂参三深受触动，这与日军对待中国士兵的方式形成鲜明反差。

通过在延安的实地观察，野坂参三认定，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政策获得了民众由衷的支持，因此这个党能在中国政治上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协助抗战

考虑到中共和日共有着共同的斗争目的，野坂参三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建议，留在延安协助抗战。在此期间，他主要从事了三方面工作。

首先是调研资政。在王稼祥、王学文等同志的帮助下，野坂参三得以阅读日本较新的报纸、杂志，并收听广播，及时掌握日本动态。据赵安博回忆，他每天早晨4点就起床阅读分析资料、标划重点。野坂参三接手主持了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开设的“日本问题研究会”，发行《敌伪研究》《敌国汇报》等研究杂志。与此同时，野坂参三等人还编辑了每半个月出版一期的延安《解放日报》“敌情专刊”。野坂参三团队提供的资料和理论观点，成为当时中共对日认识及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毛泽东经常就日本问题与野坂参三当面探讨，还曾在信中对他说：“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

第二是教育改造俘虏。野坂参三主办了宣传反战的日文月刊《士兵之友》，这份刊物在华北各根据地中广为传播，对日本战俘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也教育和争取了许多前线日本士兵。野坂参三还建议创办专门的学校教育改造日军俘虏。该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大力支持，毛泽东亲自给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1941年5月，这所学校在延安宝塔山麓开学，毛泽东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野坂参三担任校长（起初保密起见对外称校长是王学文），并主讲日本国内问题及时事、联共（布）党史等课程。学员多为日军俘虏，也有少数主动投诚者。从1941年到1945年，共计900多名日军战俘在这所学校接受改造教育，并逐渐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中醒悟过来。许多人宣誓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

第三是领导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1940年5月，野坂参三被八路军总政治部聘为顾问，特别指导敌军工作部。7月，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协助下，野坂参三领导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实际上成为反战同盟的指导部门，野坂参三为同盟最高指导者。此后，在八路军、新四军各军区以及部分国统区，“反战同盟”各支部蓬勃发展起来，并在1943年后纷纷改组为“解放同盟”各支部。为了整合这些反战组织，野坂参三先后主持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三次会议，起草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草案》等重要文件。他还根据各地反战同盟盟员的汇报，写作了《为和平而战》手稿，将盟员们对日军岗楼士兵进行喊话、写信、打电话、送慰问袋等宣传活动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由于日本人反战组织的积极工作，不少日军官兵主动投降。

1945年4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德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时指出：“尽管日本俘虏很顽固，可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好。我们特别感谢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冈野进同志所领导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他们在崇高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下工作，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极有价值的帮助。”1945年9月9日，野坂参三乘飞机经东北转道苏联回国。行前，众多中共重要领导人为他举行了欢送宴会。（作者韩惜园系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