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11日，茅盾偕家人穿越河西走廊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开启了他人生中一段特殊而复杂的边疆岁月。在新疆的400余天里，他既是教育家、文学家，更是一名肩负统战使命的文化战士。

透过近年新发现的原新疆学院学生乔国仁的《生活日记》、民国时期陕西地方政府档案等史料，我们得以还原他在西北边陲的文化实践缩影。

1939年茅盾与新疆学院学生们的合影 中国现代文学馆照片库藏

使命西行：从文化孤岛到统战前沿

1938年末，茅盾在香港偶遇杜重远，茅盾被他所描绘的“开明新疆”愿景所感召，直接促成了他的“西行”决定。这一选择看似偶然，实则暗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布局。彼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推行“亲苏亲共”政策，中共中央抓住机遇，通过派遣文化精英扩大在西北的影响力。茅盾此行被赋予“以文教促统战”的深层使命。

茅盾抵疆之前，新疆学院学生乔国仁在《生活日记》中写道：“自从寒假开始以后我对于文学感到了一种兴趣！在初中时我也很爱她，但是没有现在这样深！我把许多的时间都花费在看小说和文学作品的书里，想从那里面找一点关于文学智识的秘密，但是总不得要领。还是少不了得人指点，我现在希望茅盾马上就来，给我们爱好文学而不得要领的人以正确的指示！”

这种热切期待背后，体现了新疆长期文化封闭的现实，20世纪30年代全疆识字率不足一成，少数民族文艺囿于口口相传的传统，现代文化几近荒漠。茅盾的到来，正是以文化为桥梁，打破地域与民族的隔阂，推动进步思想的传播。

教育实践：播撒火种重塑精神图谱

在新疆学院，茅盾承担了很多一线的教学任务，他开设并讲授世界史、文艺课、国文课等课程，《生活日记》记录了3月17日茅盾来新疆后第一次上课的情况：“他很细心，讲了两点钟的功课，就叫同学们发表一点意见，看他这样讲怎样……同学们对他的材料和教授法都很满意，都聚精会神地听了两个钟（头）。”

同时，他摒弃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注重启发学生的思辨能力，在讲课的时候，总让学生发表意见，这种在今天看来较为常见的“启发式教学法”在20世纪40年代的新疆大地可谓独树一帜。

茅盾指导学生成立“戏剧研究会”，集体创作新疆首部抗战题材话剧《新新疆进行曲》。《生活日记》记载，茅盾采用集体创作加导师润色模式，“叫我们每人想一个故事，到今天每个人都说出来，采取最好的”，再由他提炼整合，最终形成四幕剧作。这种创作方法既保留学生的主体性，又注入现实主义精神，使该剧成为团结各族民众的文艺典范。

茅盾的课程讲述、创作指导为边疆知识分子的精神版图中注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茅盾曾在《新疆风雨》中深情回忆：“在新疆学院教书，很快就有几名爱好文学的同学找上门来。他们都是政治经济系的学生，有赵普林（赵明）、乔国仁、党固，年龄都不过二十左右。他们热情，求知欲旺盛，而且思想进步，这是出乎我意料的。我未曾想到文化闭塞的新疆会有这样思想活跃的青年。”

文化统战：“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茅盾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期间，主持编纂汉、维、哈、蒙四种文字的国语教材。这套教材突破传统“忠孝”伦理，以“善”为核心，选取岳飞抗金、文天祥就义等篇章，将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融入启蒙教育，还特别增加了妇女平等的叙述，倡导女性解放、性别平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进步理念。这种教材编纂理念与实践对铸牢中华民族文化根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面对少数民族文艺长期被忽视的现状，茅盾提出“从民间发现文艺”的主张。他组织搜集维吾尔族民歌、哈萨克族史诗，推动《新疆日报》开辟少数民族文艺专栏。这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艺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文艺政策提供了先导经验。茅盾的边疆文艺工作“既是文化传播，更是政治认同的建构”，在“人民文艺”理念推动下的实践，使得边疆民间文艺文化生命力得以激活。

政治智慧：暗流汹涌中的文化坚守与统战突破

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政治环境波谲云诡。茅盾以“外圆内方”的策略周旋其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1939年11月密电行政院：“茅盾等成立文化协会，该省文化动向应予监察”，寥寥数语侧面反映了多方势力博弈的冰山一角。茅盾一面要应对盛世才的猜忌，如部分进步学生因排演进步戏剧遭秘密逮捕；一面还要躲避国民党反动当局监视，可谓“此地非久留之所，然火种未播岂能轻言退却。”

一方面他亲自执笔在《反帝战线》发表《六大政策下的新文化》、在《新疆日报》发表《文化工作之现在与未来》，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张与盛世才的部分政策巧妙衔接，既规避政治风险，又传播进步思想。另一方面，他积极指导学生社团，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融入其中，培养了乔国仁、赵普林等进步青年。这些青年后来成为新疆革命活动的中坚力量。1942年，因传播进步思想，乔国仁被盛世才逮捕并杀害，1985年12月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批准追认乔国仁为革命烈士。

这种“合法斗争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的智慧。到1940年年中茅盾离疆时，新疆新建民众学校百余所，《新芒》杂志发行量已达数千份，话剧、歌咏等新文艺形式深入民间，民间文艺演出队伍遍布南北疆，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润，汉族与少数民族青年开始共享“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多民族文化交融格局初现。

星火燎原：统战视角下的当代启示

1940年5月，认清盛世才真实面目的茅盾借奔母丧之名请假，“逃离新疆”抵达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周恩来和朱德，并与朱德一同踏上回延安之路。在延安的5个月时间里，茅盾过上了难得的悠闲日子，与子女一起生活，见到了久违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一众老友。9月下旬，张闻天来到茅盾桥儿沟的窑洞，交给他一封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为了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立刻到重庆，协助郭沫若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茅盾决定把两个孩子沈霞、沈霜留在延安，接受党中央交给自己的工作，奔赴重庆开启新的统战历程。

茅盾的新疆岁月，如今已过去多年。新疆大学校史馆珍藏的《生活日记》已泛黄卷边，但日记中茅盾教室里的晨光依然熠熠生辉。这位文化战士在天山南北构筑的“无形战线”，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政策制定提供了范本，更昭示着真正之统战是以文化人、以心换心的持久工程。这缕晨光，是文化火种的传递，历史终将证明，那些播种在文化土壤里的星火终将燎原，照亮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茅盾故居副研究馆员，中国茅盾研究会会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茅盾形象的媒介建构研究（23BZW12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