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庸是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北洋政府时期曾任职司法总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并先后出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长。

抗战期间，江庸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21日，他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参政会是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合作成立的“民意机关”，旨在团结全国抗战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见识，以利国策之决定于推行”。

当年7月6日，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江庸从上海赶到汉口。当时，日军正全力谋袭武汉，但江庸与其他外地远到的参政员一起按时报到，虽然日期迫促，交通困难，但到会人数超过3/4，这足证大家都抱着共赴国难的热情与诚意。

江庸随后给吴佩孚去函，以赞相劝：“别来三载，时窃瞻伊。曩以微节，抵书责备，虽由私衷褊急，亦无非敬爱我公，想已不复以为意也。北平沦陷，敌人多方耸动，公抗志不挠，英风浩气，尤为钦佩。微闻近复以练兵自卫，甘言相诱，以公之明，必能洞烛其奸，勿劳赘凟。昔楚不得剧孟，亚夫知其无能为，公于国家关系之重，岂剧孟之比！如严辞峻拒，虽碌碌余子受其利用，无足虑矣。大贤举措，系国安危。爱国爱友，敢布腹心。伏惟垂察，祇颂道履。”

函文中的“曩以微节，抵书责备”是指江庸与吴佩孚过去的一段往事：1923年，江庸因不满曹锟亲信李彦青滥荐人员而辞去修订法律馆总裁，吴佩孚曾想慰留，特邀江庸会晤，江庸按时赴约而吴久未接谈，江庸遂一怒之下不辞而别，并“函责吴佩孚待士无礼”。

此信由朱家骅转交，去信月余，朱便送回北平密电抄件，转告吴佩孚的复信内容，其大意是，“孚虽少读诗书，尚深明爱国大义，出处之际，当以死自持，不负国民与我公厚望”。后来，吴佩孚信守承诺，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