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众一

本报记者 张丽

编者按：

翻译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工作。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理念、重要词汇、文化观念的研究与阐释？“十五五”时期译者应具备哪些文化素养？本报记者就此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原总编辑王众一。

融通中外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学术家园：首先请结合您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来谈谈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哪些作用？

王众一：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转码，还需打破文化排异壁垒、消弭认知隔阂、规避误解误读，发挥着桥梁、透镜和催化剂的作用。

翻译的桥梁之责，在于打通不同语言符号系统的壁垒，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情感、思想和文化信息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可理解、可共情的表达，实现跨文化的有效沟通。多年来，我在《人民中国》杂志社编务工作中经手过传统诗歌、传统戏剧、中国服饰以及中国历史考古或地域文化等相关稿件的翻译，对此有着深刻体会，一些特定的文化负载词如果处理得当得体，就能为文化“渡河”打好“桥墩”。翻译的透镜之喻，在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与背景决定了源语文化的跨文化呈现需经历“折射成像”的过程。译者本身具有文化主体性，构成一面独特透镜。通过透镜，源语文化被观察、解读和筛选，最终在译语语境中形成特定“成像”。这种折射效应既带来风险也创造机遇，风险在于可能扭曲原意、固化刻板印象；机遇在于能活化文化表达，让异质文化更易被接纳。翻译的催化剂之效，在于最高层次的翻译不止于信息传递和文化折射，更能引发两种文化在思想美学乃至社会层面产生“化学反应”，催生出既非源语文化、亦非译语文化的融合两者精髓的新成果，这正是“美美与共”的理想境界。

翻译所具有的这三重力量并非彼此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动态交织，共同塑造跨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当今，中华文化出海的浪潮奔涌向前，在努力将中华文化分享给全人类的过程中，特别需要能够推动文化融合的翻译。

学术家园：新技术的发展对翻译行业发展和翻译人才培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辩证看待新技术对翻译行业的影响？

王众一：以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大型语言模型、计算机辅助翻译和语料库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翻译行业。人工智能极大提升了海量计时重复性信息的处理效率，目前科大讯飞等将应用于翻译通用领域，其同传翻译质量在很短时间里已达到实用水平。在笔译领域，翻译记忆库与术语库的结合，确保了项目内和项目之间的一致性，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翻译家的“智能副驾”。人工智能给传统翻译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格式固定、语言规范、创造性要求不高的文本，人工智能替代效应显著，单纯以语言转换为技能的初级译员面临淘汰风险。不过机译也存在隐性风险，可能产生事实错误、逻辑错误、文化误置等，在医疗、文学创作等高风险、高创意领域仍需人工严格把关。此外，机译还可能固化甚至放大训练数据中存在的社会偏见，需要对其进行伦理审查和纠偏。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革命将促使翻译行业的核心价值与角色定位发生深刻转变。可以预料，新技术颠覆、淘汰了低附加值、重复性劳动环节，催生了更高阶、更综合的岗位需求，迫使翻译从业者和教育者必须向策划、管理上游和创意、本土化下游延伸能力，这就要求译者完成从传统的翻译匠向跨文化转码工程师转型。

学术家园：“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推动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过程中，应该如何做好翻译工作？

王众一：步入“十五五”时期，随着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如何进行创造性翻译，用在地化表达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成为重要课题。以电影片名的翻译为例来说，中国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上世纪50年代由中国外交代表团带到维也纳上映时，起初原封不动直译人名，结果外国使节一头雾水，放映时十分冷清。后来周恩来总理建议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果马上发生反转。案例证明，成功的翻译既要有文化主体性，又要有推己及人的意识，主动完成信息适配，才能真正助力目标受众消化理解。

翻译的实践性极强，译道和译术的研究两手都硬，才能在提升译者学识修养和宏观视野的同时，增加译者对具体语言现象和文化细节的处理能力，两者相辅相成。翻译的核心步骤在于脱离源语言的表层形式，捕捉其真正含义，正如用破壁机打碎水果便于消化一样，译者需做到“得其意而忘其形”，抓住核心意义后在目标语中大胆革新形式，从而化解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同时还要正视跨文化翻译所不可避免遭遇的“抗译性”因素，部分文化概念因其独特性而难以直译，对于这类元素我们需通过加注等方式灵活处理。翻译在具体实践中难免“顾此失彼”，透镜折射总有变形，我们应承认其复杂性和局限性，找到最佳角度，折射带来的“成像”变形问题会被压至最低。

译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学术家园：您曾谈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基于文化自信的人的现代化是核心亮点与最终落脚点。人的现代化的故事，正是打破刻板印象、展现真实中国的最佳载体。能否做进一步阐释？

王众一：21世纪初，我通过多方调研策划了“13亿人的生活革命”选题，聚焦中国小康社会的细微变迁，比如厨卫升级改造、私家车走进普通家庭、年夜饭从家庭搬至餐馆，每期讲述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片段，读者反应非常好。后来还策划了“中国人的一天”栏目，以医生、清扫员、社区干部、快递员等不同行业中国人的日常为镜，微观呈现在具体基层岗位上维系日常中国发展的小故事，也很受欢迎。这使我认识到，向发达国家讲述中国式现代化，以小见大更能够打动人心。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人的现代化，工程师、创业者、农民、外卖员等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选择梦想、追寻价值，能够直观诠释中国发展的温情与归宿，也更能打动人心。基于文化自信的现代化绝非割裂传统，而是在扬弃中实现传承，比如讲述如何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应用于现代生态保护、二十四节气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关联及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可以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作为活的精神资源，参与塑造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打破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西方叙事，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另外，人的现代化故事包含对公平、正义、尊严、幸福、梦想等人类共通价值的需求，能够让国际受众实现深度共情。

学术家园：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理念、重要词汇、文化观念的研究与阐释，以更好把握中国话语的第一定义权与解释权，推动时政话语对外译介传播更加精准、规范、有效？

王众一：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理念等均是根植中国土壤的理论创新，我们需厘清这些概念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以及当代实践成果的关系脉络。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例，中国语境下的现代化始终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紧密相连，这正是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只在翻译层面无法说清楚，还需依托叙事重构，唯有构建一套逻辑自洽、层次分明的对外阐释体系，将概念置于其中才能实现有效传播。

我和我的团队做了多年“中国关键词”系列丛书的翻译，这一实践让我意识到翻译始终存在“精准安全”与“传播效果”的矛盾，即中规中矩的直译虽无争议却折损传播力，灵活适配的转译虽提升接受度，却可能引发争议。为此，推动关键术语立法规范化与权威发布至关重要，建议建立外宣部门、高端智库、资深翻译家协同机制，定期研讨更新核心概念的翻译标准与解释指南，如此才能让中国话语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下的跨文化传播

学术家园：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不同文化的传播中介。“十五五”时期，做好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译者应该具备哪些文化素养？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应怎样创新与完善？

王众一：知己知彼是跨文化传播的要义。构建跨文化自觉，译者首需筑牢自身的中华文化根基，这不仅要求具备知识性通识修养，更要达成精神层面的内化，树立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在此基础上，还需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脉络，明细三者交融共生的内在关联，才能让文化表达既有历史厚度又具时代温度。对目标语文化的认知同样要超越表层理解，熟悉其历史演变、社会思潮、话语体系、流行文化与敏感议题，从而预判中国内容在目标语文化中可能引发的共鸣、联想或误读。

译者应清醒认识自身在两个文化之间的定位，主动识别、理性分析与灵活调和文化差异，练就视域融合能力。语言转化的关键，在于兼具精湛的语言审美与创造性转化能力，从而超越机械的“正确”，在准确的前提下追求精彩，这可以成为新时代对“信、达、雅”的全新阐释。因此，翻译是具有政治性、伦理性的活动，译者须坚守清醒的国家立场和文化立场，在涉及国家主权、核心利益、民族尊严与文化传统的内容上要把好关、严守底线；同时需保持人文关怀和全球伦理意识，妥善处理性别、种族、宗教等敏感议题，促进平等包容的跨文化对话。

从翻译教学来说，人工智能时代的课程体系需重构，教育模式也需改革，需强化通识教育与实践导向，通过项目驱动和真实情境模拟等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还需优化师资队伍，引进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资深翻译家、本地化专家与传播顾问等消弭产学隔阂。

总而言之，“十五五”时期的翻译人才应该是文化底蕴深、专业领域精、语言技艺精、技术工具熟练、创造能力强、价值立场稳的复合型战略传播者。培养这类人才，需要教育界、产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打破学科壁垒、产学隔阂，构建以深厚的双文化素养为根基、以精深的领域知识为支撑、以精湛的语言技术和创意能力为双翼、以清醒的伦理意识为罗盘的翻译人才培养生态系统。唯其如此，译者方能肩负起新时代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