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生活书店成立之初，需要一块醒目的招牌。

“生活”二字沿用了黄炎培1925年为《生活》周刊创刊时题写的字体，这两个字笔力坚实，浑厚有力，凝重而不失活泼。然而，当邹韬奋请黄炎培再题写“书店”二字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时隔7年，黄炎培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与“生活”二字风格一致的字体，即使将四个字全部重写，仍感相差甚远。

这个看似不大的难题，却让大家犯了愁。在那个年代，招牌不仅是店铺的标识，更是文化品位的象征。特别是对于生活书店这样一家以“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便利”为宗旨的进步书店，招牌的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传播进步文化的使命。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徐伯昕主动请缨，提出由他来模仿黄炎培的笔体补写“书店”二字。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极高的艺术洞察力和书法功底。徐伯昕想起了当年黄炎培题写“生活”二字后的分析：“生”字有点倔强，敢于作艰苦奋斗；“活”字的“口”将之放大，说明大家有饭吃，也象征大家有话都可以说。

经过无数次的练习和修改，徐伯昕终于写出了与“生活”二字风格浑然一体的“书店”二字。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写的字不仅形似，甚至比原作“更有精神”。当这四个大字被制成招牌挂在生活书店门前时，竟无人能分辨出“书店”二字是后来补写的。

此后，生活书店在全国大发展，建立了56家分支店，从汉口、广州到重庆、昆明，再到香港，各地分店的标准字体都是徐伯昕所写。

1947年生活书店在香港复业时，当大家为如何将书上的小字号放大成招牌字而发愁时，徐伯昕用浓墨直接写出了斗大的“生活书店”四个字，与原来的标准字一模一样。

补写书店招牌这件事，体现了徐伯昕作为一代文化人的担当。

（作者系民进常州市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