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2、红6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相继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征。参加长征的各路红军接近20万人，其中还有一些特殊的亲历者。

周素园

张振汉

薄复礼

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攻占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开始创建新的根据地。2月8日，成立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9日，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红军占领了毕节县城。

当时，毕节城里住着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先生。

周素园，原名周增艺，别字树元，1879年生于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1907年创办贵州第一份日报《黔报》，宣传民主思想和爱国主义。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领导贵州辛亥革命，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后在北洋政府供职。1921年回到贵州，曾任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而辞职，回家乡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眉睫，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毕节城内国民党官员和土豪劣绅惊慌失措，纷纷逃跑。国民党专员劝他一起逃走，周素园断然拒绝：“我不走，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

红军进城后，在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红6军团政委王震听了汇报后，马上登门拜访，问道：“周老先生，你当过大官呐，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跑？”周素园回答：“我当过大官，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发过不义之财，没得家产，两袖空空，何必跑？”王震又问：“你有不少马列主义书啊？”周素园笑着说：“孙中山的革命失败了，如今的中国乱成了这个样子，我总该寻找救中国的真理嘛！我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足足10年了。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可惜人老了，只能纸上谈兵喽！”

不久，在贺龙的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周素园在黔西地区的影响力极大，一时间，各路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加入。此事惊动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何应钦是贵州兴义人，与周素园早就相识，便诬称其是“被匪掳去”，急电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要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忠信设法“营救”。

1936年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经过深入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方针政策，号召一切赞成抗日救国的爱国志士都来参加救国会的工作，一切赞成抗日反蒋的武装力量和革命群众都联合起来参加抗日救国军和地方游击队，贵州抗日救国军很快就发展到1000余人，下辖3个支队，配合红军担负城防等任务，支援红军在毕节地区休整和作战。

考虑到周素园在西南地区的威望甚高，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便请他给驻威宁的滇军参谋长孙渡写信，劝其不要与红军为敌。周素园爽快地答应下来，在信中把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详细告知孙渡，并劝道：“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崧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伐虢’，史有明鉴。”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及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贺龙说：“周素园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经受不住和我们一道长征。他老先生为人刚正，影响不小，我看可以转到香港去为我们党做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他的长处。”并指示把一批黄金和银圆送给周素园作路费、生活费和活动经费。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表示：“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同志和几位首长，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贺龙十分感动，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长征路上，周素园跟红6军团政治部一起行动，历时9个月，行程近万里，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当时的情形令周素园十分感动，他在《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庆祝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中曾写道：“我们从饥寒绝境中走出，一方面军的兄弟们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有房子让我们驻扎，有敌人给我们掩护，一种阶级友爱令人感到十二分的兴奋。”

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周素园任八路军高级参谋。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敬献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国民党军中将张振汉

1935年6月中旬，红2、红6军团取得忠堡战斗胜利，共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1个旅又1个营，俘纵队司令兼第41师师长张振汉以下2000余人，缴获枪2000余支、电台2部。

别看张振汉只是个师长，资历却甚老，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与白崇禧、何键、张治中、黄绍竑等人同期。1930年，37岁的他率部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因战功于次年擢升第41师中将师长。1935年，奉命参加“围剿”湘鄂川黔苏区。张振汉自恃人多枪多，装备精良，多次扬言要“亲手抓住贺龙”，谁知却成了贺龙的阶下囚。

当张振汉被押到贺龙面前时，贺龙笑着说：“老张啊，我们又碰到一起来了。你不是要活捉我这个贺匪吗？今天到底谁捉了谁？”

受伤被俘的张振汉觉得自己必死无疑。正当他绝望之际，贺龙却说了一句：“此人不杀，先给他治疗。”

张振汉无比惊讶。当时红军缺药，但军医却匀出宝贵的药品给张振汉治疗；红军战士吃的都是粗粮咸菜，唯独给张振汉开小灶，吃细粮。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萧克等还亲自向张振汉解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启发他的觉悟，使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

不久，红军围攻龙山城。在红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面前，龙山西北两面城外守碉的敌军投诚，而东面的敌军仍坚守待援。这时，红军已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了几门山炮，炮弹不多，关键是射击技术不熟练。

贺龙沉思后说：“就那么几发炮弹，要一发顶十发用，弹无虚发才行。”在和任弼时商量后，把张振汉找来。张振汉在保定军校学的就是炮兵，科班出身，操炮水平自然不在话下。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瞄准1000米远的碉堡，只用两炮就把它摧毁了。

几天后，张振汉见到贺龙，鼓起勇气提出想要回汉口与家人团聚，以后永不在军中任职。听到了这个要求，贺龙反问：“你丢了41师，回去老蒋会放过你？”过了一会儿，贺龙又劝：“你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三期学员，学炮兵，难得的人才啊，能不能留下来当红军学校的教员？”

看到红军将领几次三番亲自请自己讲课，张振汉觉得于情于理已经无法推辞，只好答应先去试试。

8月，张振汉担任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萧克、王震等红军高级将领有时也会到课堂，听张振汉讲课。这令张振汉震惊，他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全部奉献出来，成为当时红军学校中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之一。

萧克曾回忆：“不久，我们扩大了红军学校，选调有战争经验的干部及优秀战士入学，全校有学员800名，还有个高级班，都是营以上的干部，全班有七八十人。我以兼校长身份请张振汉到红军学校当战术教员，并亲自与高级班学员听他讲课。有人问，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我认为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动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军事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至于运用得如何，则取决于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打败仗的人还可以从反面进行教育，张振汉就举了他自己同红军打仗以及军阀混战的战例来说明一些原则。”

1935年11月，张振汉随红2、红6军团长征，成为唯一一位参加长征的国民党军中将。在无比艰难的长征路上，红军给予他军团级干部的待遇，不仅配了骡子作为坐骑，还配了专门的勤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张振汉庆幸自己结识了这么一批红军领导人，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张振汉，劝他回蒋管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过反复思考，张振汉接受了党的安排。他不辱使命，返回蒋管区后为抗战、为我党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3月，张振汉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湖南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副市长，湖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外国传教士薄复礼

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奉命撤离湘赣苏区，开始西征。10月2日，袭占黔东北重镇旧州，并在这里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

薄复礼是瑞士人，1897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薄复礼是他的中文名字，因为他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尤以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信条。1922年，薄复礼来到中国，在贵州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海曼是新西兰人，旧州教会的负责人。

当时正处于紧张的行军作战时期，对这些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要查明情况。好在，红军很快就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释放了他们的家人，但还是留下了薄复礼和海曼。

在旧州，红军不仅缴获了数万银圆的巨款和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还在教堂里意外地找到了一张约1平方米的晕滃式贵州地图。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且无当地地图的红军来说，这真是雪中送炭。萧克立即把这张非常珍贵的地图取下来。

可惜的是，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根本看不懂。于是就把略懂外文的张子意和袁任远叫来。结果，两人拿着地图，认真研究了半天，一个劲儿摇头，说这不是英文，他们也看不懂。

情急之下，萧克突然想起薄复礼会汉语，虽然讲得不太好，但能听得懂，就请他来，说不定他认识地图上的外国文字。

薄复礼看了眼地图，说是法文，他认识。萧克喜出望外，立即请他帮忙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于是，两人就在一张四方桌子上展开地图，用一盏煤油军用马灯照明。薄复礼负责翻译，萧克负责在地图上记录，整整干了大半夜，把想要知道的红6军团与红三军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一一标注上中文。

大功告成，萧克从心里感激薄复礼的热情帮助，就又与他连说带比划地交流起来。萧克后来回忆道：

在交谈中，我不仅知道了军事上的有用的情况，还了解了他的身世。过去，我对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把他们当帝国主义分子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这时，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所提高，执行政策不像过去那样“左”了。传教士帮助我翻译的这张地图，对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决定部队的行动起了好作用。我总感到，他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红军，尽管不是主动的，但总是做了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所以，我对他有些好感。

就这样，薄复礼一直随红军行动了18个月。这期间，他和红军将士一起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中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

1936年4月12日，红军进至昆明附近时把薄复礼释放了。临别时，萧克还特意请他吃了一顿饭，并给了他足够的路费。

薄复礼是第一位随红军长征的外国人。他离开红军队伍后，不但没有诋毁红军，反而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回国后，薄复礼将这段经历写成《神灵之手》一书，对红军及长征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述：

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者“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

走过万水千山的女红军

在各支长征大军中，都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女红军。据统计，先后有2000多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她们中既有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也有女干部，还有普通女兵。漫漫征途中，除了冰雪、饥饿、疾病、血战外，女性生理期、怀孕、分娩又使她们承受了比男红军更多的艰辛和痛苦。尽管步履蹒跚，但依旧意志坚定、义无反顾地向前走。

长征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最原始的。据刘英回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她的全部家当是一条毯子、几件必备的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10天的口粮，打成一个背包，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遇上阴雨天会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则是满身灰尘。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使正值青春年华的女红军性别意识淡化。长发是肯定不能留的，因为在作战时要防止被敌人认出是女的。还有就是卫生问题。长征中，红军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开玩笑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每当宿营时，无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有一项“必修课”——捉虱子。为此，一些女红军干脆剃成光头。加上严重营养不良，女性的第二性征都没有了，很多人甚至连月经也停了，经常闹出误会。

当时有项规定，对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给8块大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为跟上大部队，女红军的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进入贵州后，邓六金患上痢疾，走不动路了。上级便拿出8块银圆，劝她留下养病。邓六金坚决不同意，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女战士姜秀英的脚趾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里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砍掉。

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部分女干部（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更是一位传奇人物。这位裹着小脚走路的女红军，过雪山时唱起自编的歌谣来鼓励战友们：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终，她硬是以自己“三寸金莲”的小脚，一步一步走过了雪山草地，征服了千山万水！

过草地时，女红军无一例外地领略到了自然环境的严酷。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曾回忆：

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边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为了生存，树皮、草根、皮带、皮鞋，女红军们几乎什么都吃过。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错把野烟叶子当成萝卜缨子，吃掉后差点中毒。为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她们还编了一首打油诗：

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

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

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

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在波澜壮阔的长征铁流中，女红军表现出吃苦耐劳、乐观向上，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信念坚定、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永远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本文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