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敬伯1897年出生于直隶省宁河县汉沽庄，早年求学于南开中学，191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8年北伐革命成功，新中学会创始人之一的马洗繁邀请了部分新中学会的骨干加入国民政府。崔敬伯担任河北省政府秘书，杨秀峰担任教育厅第三科科长，崔敬伯财政学的专长颇得省政府主席商震欣赏，曾代其作全省施政报告。

1930年初春，崔敬伯受公派留学欧洲，就读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崔敬伯先生

“国家实在需要真实的学问家”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崔敬伯距毕业仅有几个月的时间，但他当即决定提前归国，并写诗《咏履》明志：“裹创且再战，风雪万重山”。

1932年春，崔敬伯回国，在《大公报》发表了两篇重磅文章《政治的根本问题》《经济改造与政治改造》。

《政治的根本问题》集中体现了崔敬伯政治学说的核心逻辑，创造性提出“人的认识差异决定政治差异”的核心观点，旗帜鲜明主张中国革命的根本在于让被压迫的众人（工农阶级）获得真实的“人”的地位。在《经济改造与政治改造》中，崔敬伯提出“用革命的方法改造政治，用和平的方法改造经济”的主张。这两篇论文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为国家道路选择提供了基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文本，也是崔敬伯学术思想纲领性文献。

1932年刚刚归国的崔敬伯，被燕京大学聘请，担任财政系教授，同时兼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法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学院等校教授，讲授《财政学》《租税论》《预算论》等课程，并被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国闻周报》以及《东方杂志》等聘为特约撰稿人。

1933年崔敬伯发表了多篇有关华北研究的论文。《如何解决华北财政问题》《亟待解决的华北农村救济问题》在方法论上，开创了财政、社会学分析路径，将税收、债务等工具性议题与政治合法性，社会结构变迁深度关联；战略预见上，提出“经济国防”“农村集体化”等构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高度契合；思想传承上打通传统农本思想与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本土化财政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范例。其论著为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经典分析框架。

他在《如何解决华北财政问题》提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权责划分原则，强调中央需承担国防、军事等“国家支出”的绝对责任，避免地方财政因额外负担陷入崩溃。将财政救济上升到民族存亡的高度，呼吁以合作社为基础重塑农村经济结构。在《亟待解决的华北农村救济问题》首次提出“经济国防”概念，指出农民生计稳定关乎边疆巩固，创新性主张通过互助社、信用合作社实现农业集体化，将短期经济与长期经济组织变革结合。

他在1939年写了多篇有关教育与财政的论文，强调这是抗战救国中一个根本问题，分析了过去之所以国力衰弱，政治失败，主要原因为社会无组织，无纪律。总结一战后苏德迅速崛起的原因，崔敬伯主张教育财政从个人供应到集体供应，灌输集体训练之精神，以养成集体生活之习惯。为国家加强组织，为政治加强纪律。普遍提倡奖学金与讲座制度。

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崔敬伯的救国理念，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雪中送炭的所得税法

1934年崔敬伯接受国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邀请，担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秘书、经济研究会财政组主任。

1935年日军制造了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同年12月27日，不甘坐以待毙的崔敬伯与马叙伦、张申府、白鹏飞、陈豹隐等一起发起北平文化界救亡协会。1936年1月27日，崔敬伯与杨秀峰、马叙伦等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发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并发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1936年2月他与杨秀峰、马叙伦、张申府等发起成立了华北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华北文化界救国会宣言》。杨秀峰为华北文化界救国会主要领导人。1936年10月崔敬伯与杨秀峰、顾颉刚、张荫麟、冯友兰、钱穆、朱自清、沈从文、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钱玄同等发起《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

1936年6月崔敬伯发表论文《所得税的实施问题》，从法理设计，征收技术到社会心理全面解析，批驳美国顾问甘末尔“中国不具备所得税条件”的论断。主张以良税培育良治，通过公平税制促进政治现代化。提出“税人税政并重”，税制改革需同步建立专业化税务队伍，强调考试选拔与廉洁管理。这篇重磅论文直接推动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得税筹备委员会的成立（1936年7月）。

在1937年以前，国民政府以统税、盐税、关税为主力税种，而关税和盐税被《辛丑条约》抵押至1940年，一旦开战，将面临财政断流的危险。中国要想持久战，必定要进行税收改革，实施直接税。而甘末尔预言中国不具备所得税实施的条件，世界范围内农业国条件下尚没有实施所得税的成功先例。崔敬伯的这篇文章无疑是雪中送炭。

后来，他被高秉坊邀请加入国民政府所得税筹备委员会，参与法规起草。继而担任川康直接税局局长，推动直接税的落地实施，起草中国第一部所得税法，崔敬伯成为抗战财税改革的领袖。

崔敬伯主张“公平税负”，通过累进税率调整战时财政负担，支持长期抗战，提出“遗产税节制资本蓄积、利得税调节暴利、外汇管制防止资本外逃、公库制度杜绝截留”四大改革。1938年，他任财政部川康直接税局局长，推动所得税法、遗产税法、过分利得税法实施。

抗战期间，崔敬伯白天为官、晚上做教授，还要抽空写文章，他一生在报刊上发表了400多篇财经学术论文、800多篇非财经类文章，执教于16所大学。

“念今朝如此，还看明朝”

抗战期间，重庆作为陪都，遭受了日军长达6年10个月的狂轰滥炸。崔敬伯于防空洞中完成大量财税论文，撰写《守真歌》《税人铭》，呼吁民众诚信纳税，痛斥走私逃税。他提出“纳税即救国”，将财税改革与民族精神重建结合，为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提供坚实后盾。

崔敬伯曾为重庆大轰炸赋诗一首，生动记录了其恶劣的工作环境。

一弹一弹复一弹，抛向空中恣凶焰，出洞遥看失口呼，数弹适落吾庐畔。宇震灰飞户牖斜，几椅杯盘俱凌乱，天窗洞辟纵目观，瓦砾横堆任足践。平地为谷谷为陵，飞来石落梧桐院，极目苍凉自足悲，笑语相闻幸皆健。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崔敬伯率先公开声援毛泽东，填词和《沁园春·雪》，震动朝野。他写道：

一夕风横，八年血浴，万里萍飘。

看旌旗到处，惟余榛莽。衣冠重睹，仍是滔滔。

米共珠殊，薪同桂贵，早与天公共比高。

抬望眼，盼山河收复，忍见妖娆！

名城依旧多娇，引无数雄儿尽折腰。

惜蒿里鹑衣，无情点缀，泥犁沟壑，不解风骚。

千载良时，稍纵即逝，岂是颓梁不可雕？

天醉也，念今朝如此，还看明朝。

1948年，他毅然辞去国民党立法委员职务，赴湖南大学执教，与李达、杨荣国等推动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应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蓝公武电邀北上，出任新中国首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半年内协助治理恶性通胀，统一全国税政。后来他曾任民建中央第一、二、三、四届委员。

（作者王焱系民建天津市南开区委会会员，就职于天津市南开区档案馆，为南开区政协委员；王华系作家，为崔敬伯先生孙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