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电波传至香港，在民主人士聚居的公寓与茶社中激起热烈回响。

时任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与常委的朱蕴山等人敏锐意识到，这是中国走向新生的关键转折。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联合沈钧儒、章伯钧等各民主党派领袖，共同签署致中共中央的响应电文。电文痛斥南京国民政府“窃权卖国”，强调中共主张“符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并誓言“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朱蕴山以“同舟共济”的革命情怀感召柳亚子，将个人恩怨置于民族大义之后，二人最终携手起草通电，共同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将满腔期望寄托于“国土重光，大计早定”。展现了朱蕴山巧妙化解历史隔阂、团结各界力量的政治智慧。

此时的香港表面平静，实则暗藏危机。港英当局密探日夜监视民主人士动向，国民党特务频繁活动，肆意暗杀，美国政客亦试图游说李济深另立政府。面对复杂局势，朱蕴山协助李济深冷静应对：当美国代表蔡增基提出“划江而治”的诱惑时，李济深断然拒绝：“中国统一方能免于战祸！”朱蕴山则以诗明志：“百年阶级慨同仇，神州解放从今始”，坚定拥护民革“倒蒋拥共”的政治路线。

为扩大“五一口号”的影响力，朱蕴山参与策划多场秘密座谈会，向在港民主人士解读中共政策。他引用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中“夺取沈阳、北平般的胜利后，民主人士将愿共事”的论断，化解部分人对北上安全的疑虑。与此同时，民革机关报《自由》连续刊文，揭露国民党“伪装民主”的阴谋，呼吁“浆食集于道途，大计亟宜早定”。

在中共中央周密安排下，潘汉年、钱之光等中共地下工作者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身份赴港，租用苏联货轮分批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朱蕴山被周恩来点名陪同李济深同行，二人以圣诞夜宴客为掩护，于12月26日登船离港，踏上奔赴解放区的征程。

（作者系民革安徽省六安市委会原专职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