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卢光琇 口述 董雷 整理

卢光琇团队是全国辅助生殖周期最多的生殖中心，拥有冷冻规模最大的精子库和胚胎库；培育出我国第一株人类胚胎干细胞系；累计为超过88万家庭提供生殖与遗传咨询，截至目前，迎来了25万个试管婴儿的诞生。

但她的目标不止于此——从辅助生殖到遗传优生，从干细胞治疗到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87岁的她，依然奋斗在生命健康第一线。

卢光琇教授在门诊过程中为患者耐心讲解病情。

女承父志： 从外科医生到生殖医学拓荒人

我叫卢光琇，今年87岁了。

1979年，我39岁时，放下拿了16年的外科手术刀，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优生强国梦”。

我父亲卢惠霖是中国医学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师从进化生物学家、遗传学家摩尔根教授和细胞学家威尔逊教授，“基因”这个中文译名就是他确定的。他翻译的摩尔根《基因论》是经典遗传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著作，202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在再版。

20世纪70年代，他带领研究小组绘制了中国第一个染色体G显带核型图，让中国人正常的染色体核型得以呈现，并开始做产前诊断。

但他不满足于产前诊断，常说：“怀有遗传性疾病胎儿的妇女，抽了羊水，发现不好就流掉，这是消极的。”比如染色体平衡易位的情况，有1／18的概率生一个好孩子，1／18的概率生一个携带者，剩下的16／18的概率都以流产胎停告终，“对人伤害太大了”。年近八旬的父亲日夜苦思：有没有一种积极性的优生方法，能够“给你一个好孩子”？

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父亲把我叫到跟前问：“你觉得该怎么取卵？”那时没有腹腔镜和B超，我凭着做了16年外科医生的经验回答：“开腹取。”他一时没有作声。我突然明白了：精子和卵子在体外结合，胚胎在体外发育，再在这个阶段进行筛选后移植——原来父亲想做试管婴儿！

父亲是第四、五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4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交了名为《制定优生法，保护新一代儿童的健康出生，提高我国人口的遗传素质》的建议，由全国人大转交原卫生部。原卫生部领导表示：“完全同意议案中提出的制定优生法的办法和措施。”

按照他的设想，人类生殖工程可以分三步走：第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研究；第二，辅助生殖技术与遗传工程相结合；第三，在配子和胚胎水平进行遗传学改造。我对父亲说：“我来做！”我们的初衷是解决优生优育问题，当时谁也没想到，这项技术后来会在不孕不育治疗中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说实话，那时我对精子和卵子一窍不通，连基本的称天平都不会。父亲提醒我，不但要懂得胚胎学、遗传学、生殖内分泌学，还要掌握细胞培养的科研技术，要同时做研究人员、技术员，甚至当工人。1979年，他把我送到北京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进修老鼠胚胎培养。我放下手术刀，开始学洗试管、倒烧杯。

也就是那时候，父亲转给我一封患者来信：“卢教授，您是有名的遗传学家。现在我没有精子，不能生育，咱们国家有牛精子库却没有人精子库，为什么您不能做人的精子库呢？”在研究所老师的支持下，我借来单车，在颠簸的土路上骑了两个多小时，找到了北京郊区的牛精子库，花了三个月学习消毒、制备、冻存。

当年人们简直是“谈精色变”。创建精子库，场地、设备、经费、人员一无所有，我一一“化缘”解决。在办公室用白布围成帐子做“无菌室”。最难的是没有精子，最终是我丈夫——那个一直支持我的人——送了第一份样本给我。

1981年建立了国内第一家人类冷冻精子库（右一为卢光琇）。

一切都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来冷冻精子了。跟我合作的三位男医生问精子从哪里来，我起初说是从门诊拿的，他们不相信：“门诊没有这么好的精子。”我当时就气了，手一拍说：“就是我先生的！你们三个男同志没有一个人愿意为科学献身。我如果是男的，我早就献了！”从此，大家的观念才慢慢打开了。

精子要在零下196℃的液氮中冷冻，但我从没操作过液氮罐。当时烧伤科有个大实验室，有冰箱可以让精子“休克”，还有崭新的液氮罐——在我眼里那可是“高级设备”。我和同事当晚开始灌液氮，白色的蒸汽让我胆战心惊。我们守在旁边，一晚上没敢合眼，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了。第二天早上解冻，在显微镜下看到80％的精子还活着、还在动，所有的疲劳感都消失了。

1981年底，我和同事收集了60多份样本冻存进两个罐子。湖南医科大学人类精子库（现中信湘雅人类精子库）——我国第一家人类精子库——宣告建成。现在，在中信湘雅医院四楼的国家人类精子库技术培训基地内，精子样本共计已有18万管。

我约来了那位写信的无精症患者。1983年，他的妻子成功诞下了我国第一个人工授精婴儿。

试管婴儿：在质疑与困境中突围

想做试管婴儿，还需要卵子。女性出生时，卵巢里就储备了一生的卵子，不像男性一辈子都能生成精子。我抱着一个用热水壶和温度计自制的“恒温罐”，守在当时学校附属医院妇产科手术室外“乞求”废弃的卵，遭受了无数白眼。

我父亲讲过一句话，不看到试管婴儿诞生他死不瞑目。这份压力不仅来自父亲，还源于一笔钱。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来看望父亲，问他有什么要求。父亲只说希望省里能支援20万美元用于人类生殖工程研究。致用书记答应了，但说省里比较困难，先设法支援10万美元，其余等财政好些再设法补上。

1985年我有机会去耶鲁大学深造。我从小学习的是俄语，仅花了3个月学习了英语拼读语法，便启程赴美。我胆子好大，觉得没有关系。看书每个字都要翻字典，但在实验室里很好，讲话只有那么多单词，问一问还是会晓得的。

1985年，试管婴儿研究被列为国家重点“七五”攻关项目。我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里。一次为了连续观察胚胎的体外发育，我在实验室待了三天三夜，胃痛得倒在地上，被同事和学生强行抬上手术床休息。可到了观察时间，我又按着肚子爬起来：着急得不得了，因为实验老不成功。用了那么多钱，却还是没有结果。

后来我发现，失败原因是培养胚胎所用的水质不达标。我说服了航空公司，把美国高精度的电子天平和两壶纯净水都带回国，1986年终于实验成功。但移植还是屡屡受挫——当时国内没有胚胎冷冻和超声影像技术，没办法精准匹配排卵后7到8天的着床窗口期。直到1987年才取得突破。

1988年6月5日和7日，湖南省首例、我国第二例试管婴儿，以及我国第一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相继诞生。父亲把小婴儿抱在怀里的那个瞬间，我终生难忘。我最欣慰的就是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中国试管婴儿的诞生。我们也因此第一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从1988年至今，我们的团队已帮助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迎来了数以万计的婴儿。中信湘雅医院连续多年位居复旦版“全国生殖医学专科排名”前四位，可开展一代、二代、三代试管婴儿技术。

1988年卢光琇的父亲卢惠霖怀抱国内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

守护生命起点：生殖与遗传融合发展

“三步走”的“第一步”成功后，我也开启了一段政协缘：1998年到2008年，我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第八届、第九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这段经历让我将“优生梦”带到更大的舞台。那些年，事情更多了，责任更大了，但回想起来，真的非常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我记得，我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提交《在我国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并加强对该技术进行宏观管理》的提案。随后6年内，原卫生部先后出台了6部法律法规，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卫生部令2001年第14号）、《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卫生部令2001年第15号）等，有效促进了生殖医学的繁荣发展。时至今日，这6部法规依旧是指导我国辅助生殖行业规范发展极其重要的依据。

在此基础上，我开始着手探索“第二步”，即将生殖与遗传技术相结合的研究。PGT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俗称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是我在“第二步”的主要成果。在胚胎植入母体前（孕前）检测其遗传物质，筛选出不携带特定致病基因的胚胎进行移植，从源头上阻断遗传病，是一种积极性优生技术。

应用此技术，2005年诞生了全国首例经孕前诊断排除“杜氏肌营养不良”的正常婴儿。2012年诞生了世界首批经大规模平行测序排除染色体异常的试管婴儿。2015年，我们又成功阻断了一例视网膜母细胞瘤（RB1基因突变）的遗传传递，诞生了中国首个“无癌宝宝”：那个家庭三代男性都因视网膜母细胞瘤摘除了眼球。孩子的母亲第一次怀孕后做基因检查，发现胎儿已携带致病基因，不得不流产。她来到我们医院，第一次培养了5个囊胚，全部携带致病基因；第二次培养了4个，只有1个不携带。就是那一个，让她顺利怀上、平安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2025年11月，我们公布了第100位“无癌宝宝”健康出生的消息。

2019年，诞生了湖南首个来自地中海贫血家庭的“天使宝宝”。通过PGT筛选健康胚胎，这个宝宝不仅不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更通过精准的HLA配型，用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挽救了患病的姐姐——真正实现了“一个生命拯救另一个生命”。截至目前，已有19个“天使宝宝”顺利诞生，其中6个家庭已经成功完成患病同胞的干细胞移植。

以上种种，代表着我们在出生缺陷防治领域，实现了从被动治疗到源头上主动预防的转变。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对1788种单基因病进行优生阻断，“第二步”的工作基本完成了。

二〇二五年，八十五岁的卢光琇到西藏林芝为戍边官兵义诊，受到热烈欢迎。

干细胞：从胚胎到再生医学的飞跃

1994年，我在加拿大进修时接触到了老鼠的胚胎干细胞，意识到这正是实现遗传学改造的最佳途径，也就是“三步走”中的“第三步”。回国后，我启动了核移植研究。1996年，团队培育了国内第一批核移植小鼠。1999年，我们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人类体细胞克隆胚胎，比美国整整早了两年。

2000年，我带领的团队发明了先注核再去核的新方法，获得世界上首个人类治疗性克隆胚胎；2001年成功分离培养出人类胚胎干细胞，建立了4株人类胚胎干细胞系。2004年，经原国家发改委批准，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中心成立。

这是目前国内干细胞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现拥有571株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胚胎干细胞库。我经常说，如果说辅助生殖技术造福10％的不孕夫妇，干细胞技术则可以惠及整个人类。

以肝病为例，我国是一个肝病大国，每年终末期肝病新增病例数超过600万，发生急性肝功能衰竭时，发病急、病死率高（50％～80％）。目前原位肝移植仍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而肝源十分缺乏。胚胎干细胞是一种“万能细胞”，可以在体外无限扩增，为终末期肝病的治疗提供稳定充足的细胞来源。

2022年5月，我们完成了全球首例人胚胎干细胞来源肝细胞治疗肝衰竭的临床研究。来自湖南邵阳的陈先生接受治疗后，各项指标显著改善。肝移植终生要服用抗排斥药，而我们诱导的细胞相当于胎肝——4到6个月的肝脏，“没有任何免疫系统的细胞在里面”。最早的患者已经出院4年，能够正常劳动。我们还把干细胞技术应用于新冠肺炎重症救治，成功治疗41例患者，实现了零死亡。

全生命周期： 从助孕到伴老，保持终身学习热情

我的父亲在80岁高龄，才启动中国的生殖工程研究。我也渴望像他那样，在步入八旬之后依旧能为我国的优生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792万，较2015年减少了一半以上，连续4年人口负增长。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3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团队正在打造一条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从“帮你怀”到“伴你老”。“让每一个人都能健康地生活、优雅地老去”——这是我接近80岁时提出的新愿景。

我自己就是这么过的。69岁那年我考了驾照，开着复古黄色甲壳虫出门。楼上楼下有小菜圃，桂花树、柠檬树、月季、枸杞热热闹闹长在一起，三只猫和一条狗绕着脚边，窗边和桌上的兰花总开得很好。每天举哑铃、做100个俯卧撑，还会网购物美价廉的花裙子。这双手拿过手术刀，搬过液氮罐，也在篮球场上投出过空心球。

我从来不觉得老了就要颐养天年。相反，每天都在工作、学习，让自己的思维认知能够跟上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从干细胞治疗的临床突破，到布局脑机接口的伦理前瞻，我始终保持着对科技前沿的关注，现在，我还会跟DeepSeek交流，就像跟一个聪明的年轻人讨论问题，它会给我很多启发。

我也积极将AI人工智能等融入临床实际中。2018年，我们开发的“人类染色体核型智能分析平台”，运用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技术，单条染色体分割准确率达到99.3％、识别准确率99.7％，阅片效率提高100％，诊断报告周期从21天缩短到12天。

三代人的政协情缘： 从优生立法到细胞产业

我时常设想，如果父亲还健在，我会如何向他汇报？我会告诉他，你要我做的事，我现在已经快把第二步做完了。现在我们仍继续向第三步进军，困难很多，但是我们会一代代地做下去。

截至2026年初，我们团队已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超过200名，许多人已成为国内外生殖医学和干细胞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我的儿子林戈也接过了接力棒。他是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也是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时是第十三届湖南省政协委员。他带领团队在胚胎发育机制、干细胞临床转化等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

在今年的湖南省两会期间，他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加快出台《湖南省细胞和基因产业促进条例》（实施细则）的建议，围绕“一老一小”进一步促进产业快速发展，进一步树立“数字健康湖南”品牌。

2025年，我获得了《南风窗》杂志的“年度科学家”奖。颁奖词写道：“从零下196℃的第一份精子样本，到25万个孩子平安落地的啼哭，从破解遗传密码守护百位‘无癌宝宝’，到在干细胞中探寻衰老与疾病的答案，她将父亲的‘优生梦’锻造成一把钥匙，为无数患者打开希望之门。”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前方的挑战依然很多。面向未来，我们的“三步走”战略很清晰：第一步，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提高成功率、降低费用；第二步，推动干细胞技术的临床转化，让更多患者受益；第三步，探索基因治疗、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实现人类健康和寿命的跨越式提升。

特别是当前全球干细胞竞争已进入“临床转化”关键期，我们更是不能落后。我建议，必须将人类胚胎干细胞列为国家战略资源，通过“十五五”规划中设立“中国干细胞2030”重大专项、制定《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与行为准则》、设立“干细胞药物审评特别通道”、建立国家战略资源库等，加强国内干细胞研发应用进度，让我们再次引领全球干细胞发展。

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些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