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抗日根据地横跨晋西北十余县与内蒙古南部地区，聚居在此的汉、蒙古、回、满等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在晋绥根据地党的负责人关向应同志的引领下，汉、蒙古、回、满等各族群众紧密团结于抗日旗帜之下，书写出烽火岁月里民族团结的壮丽篇章。

关向应（右）与贺龙一起指挥战斗

共情破冰：

以细节温度消融隔阂

1937年秋，八路军120师东渡黄河进驻晋绥地区，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

1938年夏天，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120师抽调第358旅第715团，组建大青山支队，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支队往前方推进的时候，关向应特意嘱咐负责人姚喆：“大青山是蒙古族同胞的家园，绝对不能搞‘占山为王’那一套。”他明确要求部队不准损坏蒙古包、不占用牧场、不随意宰杀牲畜。

面对日军封锁导致的物资困难，他协调贸易部门为回族商户提供物资渠道与武装保护，切实解决根据地人民的生计问题。

关向应在晋绥根据地工作中始终深入一线，与群众同劳共话。他和汉族农民一起下地劳动，向蒙古族牧民请教牧养经验，到回族商户中了解实际困难。这种贴近生活的朴实作风，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尊重，逐渐消除了隔阂。在日军“春季大扫荡”期间，回族群众主动掩护伤员，蒙古族牧民冒险传递情报。这些生死相助，正是平日积累的信任所转化成的抗战力量。

制度筑基：

以平等共治化解深层矛盾

随着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深层次的建设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

他始终坚守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根本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分裂行为，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这一立场从未因环境复杂而动摇，但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中，他又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让政策真正落地。

在根据地建设中，关向应把民族平等的理念切实转化为系统性的制度保障。1940年9月中共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上提出，在各级政府政务会议中必须保证少数民族成员的参与，并依据农耕与游牧等不同生产形态制定差异化的经济政策，探索适合各族聚居特点的政权形式。

他还看重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招收蒙、汉等各族的青年参与学习，系统讲授政治理论、民族政策、生产技术等知识，并聘请民族学者来教他们本民族的文化。

1940年，日军频繁“扫荡”，加上严重旱灾，根据地陷入空前困境。关向应将共同斗争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作为凝聚各民族的核心纽带。

在与日军战斗的过程中，他发动蒙古族牧民组建成骑兵队袭扰日军、传递消息；回族商户冒着风险运送战略物资；汉族乡亲们凑起担架队抢救受伤的战士，搭起了一道各族齐心抗敌的严实防线。

在大生产运动中，他摒弃“平均摊派”，还提倡“汉人出粮食、蒙人出马、回人出商路”的互助法子。同时，他推行合理的累进负担政策，依据不同生产方式制定差异化征税标准，对贫困群众实行减免；务实开展减租减息生产运动，维护各族佃户和牧民的经济利益，让乡亲们拿到真真切切的好处。

凝心铸魂：

以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合力

关向应始终坚持文化为民族团结服务的理念，通过宣传引导、教育普及等多样方式，以文艺为纽带，凝聚民族情感共识，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让“抗日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

在宣传阵地的建设上，关向应注重宣传到每个角落、走进群众心里。1940年9月18日晋绥边区机关报《抗战日报》创刊，明确报纸的核心使命是反映整个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意愿和主张，交流各项实际工作的经验，以便正确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关向应以此作参考，把办报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形势、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着手促成蒙文报纸与回族特刊的创办。通过口头传播让不识字的牧民了解根据地动态；同时组织民族政策宣讲队，抽调熟悉蒙古语、回族方言的干部，深入到偏远村寨开展宣讲，将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抗日的道理转化为能让群众易懂的语言，让政策宣传尽力覆盖到每个角落。

在教育领域，以知识传播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他在根据地组织编写兼具抗日救国、民族文化与生产知识的双语教材。坚持各族儿童共学共进，组织蒙汉、回汉儿童共同参与集体活动。这种从童年时期培养起来的民族情感，为民族团结更坚实的情感基础，也能让平等互助的理念代代相传。

在根据地开展文艺活动时，关向应指示120师战斗剧社聚焦各民族抗日斗争，创作融入民族文化元素的文艺作品，针对蒙古族群众创作的歌剧《塞北黄昏》融入长调、马头琴演奏等传统艺术形式，展现蒙汉联手抗日的历程；面向回族群众的话剧《回民支队》，真实再现回族同胞的抗日壮举，传递爱国情怀。在演出安排上，要求剧社根据民族习俗调整呈现方式，在蒙古族聚居区演出时身着民族服饰，在回族村寨演出前规避宗教禁忌，让文艺作品既能传递核心思想，又能尊重民族差异，实现以文化打动人、以文艺凝聚心的效果。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