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迈入新阶段
● 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品格,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须深植于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中
● 新时代的中国学术,是与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紧密相连的“经世之学”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即“5·17”重要讲话)。讲话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吹响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新时代再出发的号角,规划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蓝图、方向路径、行动方案,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自“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发生了深刻转型与变迁:“文化自信”觉醒;学术与现实连接更加紧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迈入新的阶段。这是中国学术摆脱西方路径依赖、确立文化主体性的十年,也是中国学术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的十年。
“文化自信”觉醒,重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与中国崛起,学术界的核心议题正在从“古今”问题向“中西”问题转变。“5·17”重要讲话系统回应了这一困扰学术界百余年的“古今中西”之争,在顶层设计上进一步为传统文化“正名”,中国学术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以西方为标尺”的局面得以扭转。“文化自信”自此觉醒,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贯穿20世纪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主要议题,可以说是中国由“古”向“今”的社会转型问题,学界因此关注的是如何重估传统、如何看待传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包括所谓“启蒙”和“新启蒙”均与此相关。过去中国在全球现代化大潮中长期扮演“先进追赶者”的角色。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与国际接轨,全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于是,西方思想文化像潮水般大规模涌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由空间上的地域差别被简化为时间上的传统与现代之分,一些人错误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面地反传统,全盘西方化。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和考验。经过短短30多年的高歌行进,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道路已经在实践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整个世界格局因中国地位变化而正在发生结构性调整。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独特道路,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从模仿、学习,落后追赶先进,逐渐变成了平等竞争的关系。中国迅速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但西方对这位巨人还不能马上认可、接受和尊重,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摩擦乃至对抗。在这个背景之下,支配学界的主要议题遂由“古今之争”悄然转换为“中西之争”。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故事,于是成为迫在眉睫的议题。这一议题转换体现在学术界,便是“传统文化”由原来的历史包袱变为与西方竞争的战略资产。于是,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便提上了刻不容缓的日程。
在这种局面下,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总书记讲话肯定了文化自信在党和国家建设事业中、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深远意义。“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儒学复兴、传统文化复兴逐渐呈现沛然莫之能御之势。传统经典进教材进学校的现象遂遍及全国,蔚成风气。全国各高校无不成立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国学研究机构、儒学研究机构。各种与传统文化、儒学相关的会议更是频繁举办。这些事实都昭示着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思想气候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和方向性转折。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从反传统走向礼敬传统,是这一变迁和转折的内涵。这已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品格,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须深植于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中。
学术与现实结合更加紧密
“5·17”重要讲话的发表,促使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时代、现实缔结更加紧密的关系。这既是学术界工作者践行使命、勇于担当的证明,亦是学术界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学科规范性的加强,一部分学者选择远离“现实”、回避“时代”,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追求“为学术而学术”,从而导致学术与政治的脱节,使学界难以对现实社会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应有回应。事实上,为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而开展学术研究完全可以成为学术发展的正面因素,甚至更值得人们尊重——严格来说,心系现实比回到“象牙塔”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良知”。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鲜明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这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使命,也是对学术与社会、时代及现实关系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十年来,学术工作者坚持问题导向,服务国家发展,回应人民关切,取得了重要进展:深入乡村开展田野调查,助推脱贫攻坚与共同富裕;聚焦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亲身参与民俗文化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工作。这一转变背后,是学术与政治、社会、时代、现实及意识形态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中国学术界对自身使命的重新认知。新时代的中国学术,不再是逃避现实、坐而论道的“象牙塔学问”,而是与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紧密相连的“经世之学”。
历史学转向成为社会科学的必然选择
“5·17”重要讲话揭开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序幕,即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学术范式到“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学术范式的大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以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领域,正在实现全方位、深层次的历史学转向。各学科研究的重点关注方向正转向学科史、学术史梳理,并致力于对接传统,以期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学科建设资源。这标志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迈入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近十年来社会科学的历史学转向,不是个别学科的零星尝试,而是覆盖所有学科的全局性变革。早在2018年,《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合发起的2017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便将“社会科学原有路径受阻,历史学帝国主义渐成气候”列为当年十大热点之一,认为当年社会科学已呈现了以下趋势:“政治学研究更多地向政治制度史或政治思想史研究倾斜,法学研究中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比重空前加大,经济学研究则更为关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无独有偶,由《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月刊》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评选的“201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也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与经典回归”列入其中,并指出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秩序构建与治理研究及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是社会学历史转向的两个体现。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历史学转向趋势有增无减,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各学科权威学术期刊、高层次学术论坛等学术资源都向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和各学科史研究方面大幅倾斜。学者们大量采用历史学的方法、视野、材料开展研究,这逐渐成为各学科新的学术增长点。
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绝非偶然的学术风潮,而是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战略任务,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指明了方向。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达成这一目标,哲学社会科学界必须“把中国中国化”,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依赖。从与西方接轨到与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接轨,从追求西方化到追求本土化、中国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大转型。因此,在这种压力的倒逼下,历史学转向成为社会科学的必然选择。只有礼敬传统,回到历史的纵深,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学术资源,挖掘中国本土的材料、案例与经验,才能实现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范式的主动突围,从而构建植根于中国历史本土文化,而又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使中国从西方理论的“跟跑者”变成“共跑者”,继而向“领跑者”迈进。
如今,站在“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尽管我们仍然处在这个转型和变迁之中,但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前景无限广阔。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深入贯彻落实“5·17”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时代使命,不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使中国真正成为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学术大国、学术强国。
(作者王学典系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编辑:董雨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