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工作者首先应具备政治立场的坚定性、政治敏感性与导向问题的发现与纠正能力，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既能统筹设计、科学规划、实施好出版物围绕大局、服务大局、推进改革建设发展的核心业务工作，又善于发现并有效杜绝文稿版面中的不良表述与不正确文字，避免‘一招不慎，全盘皆输’。”郝振省强调。

数字技术的浪潮正推动出版行业深度转型，这对出版工作者提出全新挑战。郝振省认为，出版工作者不仅要深入了解和从容应对出版业务领域的选题策划、作者选择、编辑加工、制作营销等传统业务全流程，还应娴熟运用数字编辑技术驾驭AI工具，实现业务升级。“选题策划不仅能从宏观大势发现和抓住大选题，组织丛书战略、实施系列工程，而且能善于见微知著，从抽线拔丝中发现和策划出接地气、有人气的有价值选题；对作者的发现和选择事实上应该有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群体和随机增加的空间；编辑加工具有能动性的案头功夫，或创造性的内容提升能力；营销推广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大背景下，尽可能地使用平台工具和人工智能工具，更趋于内容化与个性化。”郝振省补充道，出版工作者应熟练运用新技术，在人机协同中作为主体，较好地寻找和发挥AI工具的学习能力与计算能力，从而获得效率和效益的双重突破。

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坚实的知识支撑。在郝振省看来，培养优秀编辑出版人才能力结构的基础，在于出版高等教育所给予的知识结构，至少包括三大知识门类。“第一个门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版观，包括关于意识形态阵地的坚守，关于服务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关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郝振省认为，知识生产需回答出版的目标与宗旨、出版的功能与素质、意识形态与主题出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满足需要及提升境界、内容为王与思想为王等若干重大问题。

“第二个门类是体现出版学业务知识结构的主要课程门类——出版原理、出版史、出版原著、出版技术。”郝振省具体阐释道，“出版原理应包括出版学概论、编辑学原理、主题出版概论、营销学原理、阅读学原理、版本学原理、编辑出版技术概论等内容。出版史应包括中国出版史、世界出版史、中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史、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等。出版原著应包括古今中外特别是近现代经典作家的一些原著或原著摘编。此外，编辑出版还需站在高起点上，最大限度地用现代数字理念与技术武装头脑。”

“第三个门类是支撑编辑业务综合素质的多学科知识体系。考虑到编辑出版业务的多元性，编辑自身往往是杂家与专家集于一身。”对此，郝振省建议至少要开设文学、史学、哲学、科技学、艺术学、伦理学6门课程来满足编辑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从而形成文学的感性、史学的智性、哲学的悟性、科技的理性、艺术的灵性和伦理的德性等。他坦言，“文学的感性主要解决出版物的感染力、影响力问题，史学的智性主要解决出版物叙述厚度、故事性、说服力的问题，哲学的悟性主要解决编辑出版人思维的逻辑性、条理性问题与反思性、深刻性问题，科技的理性主要解决科学原理推理精准有序的问题，艺术的灵性主要解决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的优势互补问题，伦理的德性主要解决编辑出版的人格魅力与亲和力的问题。这服务于编辑出版人才‘宽视野、深层次、长距离’的素质建设目标。”

“知识体系结构的核心在于理论学术素养，理论学术素养的要义在于其学理性、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郝振省告诉记者，专业型、应用型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是理论学术素养，是系统的、科学的相关理论知识的教授与接受。他坚信，“根深才能叶茂，理论学术思想的基础越厚实、越扎实，其发展的后劲才会越充分、越理想，出版高质量发展才会持久不懈、久久为功。这正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