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是民进早期重要领导人，与瞿秋白交往横跨时间长，友谊深厚。郑振铎始终珍视与瞿秋白的友谊，并深受其影响，一生坚守爱国主义和文化救国的信念。

挥斥方遒间的书生意气

郑振铎与瞿秋白的交往，始于五四运动前夕。1917年，郑振铎从温州赴北京求学，课余常在基督教青年会阅览室阅读社会科学与俄国文学著作，由此结识了同样常来此处的瞿秋白，二人因志趣相投成为挚友。

五四运动爆发后，郑振铎与瞿秋白分别担任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中，冒着“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奔走呼号。郑振铎在暑假返回温州期间，还将北京学生运动的经验带到家乡，参与发起“救国讲演周报社”和“永嘉新学会”，推动新文化传播。

1919年11月，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共同创办《新社会》旬刊，郑振铎担任主编并撰写发刊词，提出“创造德莫克拉西（自由）的新社会”的目标。刊物积极宣传社会改造思想，郑振铎多次撰文号召青年“到田间和工厂里去”，并高度评价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实践。他还翻译列宁文章，并与耿济之合作译介《国际歌》歌词，体现出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传播。

《新社会》因言论激进被北洋政府查禁后，郑振铎等人不屈不挠，继续创办《人道》月刊。在此期间，他还参与“曙光社”“批评社”等进步团体，并加入李大钊领导的秘密组织，投身于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

患难见真情的婚礼插曲

1923年10月，郑振铎与高君箴在上海举行婚礼。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规矩，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新娘新郎、双方家长及主婚人的印章。郑振铎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不可少的。但母亲没有图章，这可怎么办？郑振铎立即请人送信给瞿秋白，请他赶紧代刻一个。瞿秋白作为郑振铎的好友，也是刻印章的高手是最佳人选。没想到，瞿秋白回复了一张“秋白篆刻润格”，即俗称的价目表。“润格”上标明“刻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期取件则加倍收费。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云云。郑振铎看后一笑，以为瞿秋白是开玩笑推脱。

次日一早，瞿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上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知道瞿秋白经济并不宽裕，正说着“何必送这么重的礼！”哪知打开纸包一看，里面是三枚精致的石刻印章。一枚是母亲的，另两枚则是新郎和新娘的，边款一刻“长”字，一刻“乐”字，合起来正好是“长乐”——这是一语双关，因为郑振铎原籍与岳家都是福建长乐。茅盾还算了一下，这几枚印章的刻工，加上加倍的“润格”，恰好价值50元。

更有趣的是，婚礼当天，瞿秋白赶来贺喜，并在现场作了题为“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的精彩演说，大谈妇女解放、恋爱自由等。满堂宾客听了，有的鼓掌欢呼，有的瞠目结舌，毕竟这些话在当时的上海还是很惊世骇俗的，婚礼的插曲展现了二人的深厚友谊与共同理念。

1935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郑振铎始终珍视这段友谊，多次发表纪念文章，其中1949年7月发表《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深情回顾两人青年时代的交往与瞿秋白的革命精神。

郑振铎与瞿秋白的交往，不仅是个人情谊的见证，更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相互激励、共同前进的缩影。他们的友谊与理想，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