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柴成文参加了开城和板门店的所有停战谈判及停战后一段时间的工作。据说年轻时从事情报工作的柴成文，无论什么情报，他从来不留字条，全部内容都像印在了脑子里。这个说法，在笔者一次与柴老面晤时得到印证。尽管见面之初，因声音不熟，再加上老人听觉上有些不便，问答间有些勉强，但聊过一阵后，话题进入朝鲜停战谈判，老人便开始滔滔不绝，史料信手拈来……

一九五三年，志愿军谈判代表柴成文（左座第一人）在一次会议上。

1. 地图上的“阵地争夺战”

划定军事分界线是停战的基本条件，在朝鲜停战谈判中，从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之日起，历时136天，才就划定原则达成协议。柴成文说，划分军事分界线是谈判中最艰难的地方。军事分界线划了3次，直到1953年7月24日才最后确定下来，这时离停战协定签字只有3天。

1951年10月25日，恢复谈判，会上气氛平静。11月7日，朝中方面谈判代表主动提出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各退2公里为非军事区的建议。柴成文介绍说，虽然对方在三八线东段所占地较朝中部队在三八线以西所占地多，但后来据李克农和乔冠华、邓华、解方研究后认为，不能光从地图上看面积大小，对方占领的多是山区，人口少、耕地少、交通不发达，而志愿军所占的地区则人口多，交通便利，物产丰富，而且有古都开城。如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停战后朝中部队需要退出开城这个正在进行谈判的古都。开城的人民难以接受，政治、心理影响较大。在商得南日同意后，李克农大胆向中央发电，提出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才使得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协议得以达成。

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历经3次，而且始终伴随着前方战局的变化。首次划定军事分界线，是在1951年11月23日至27日，柴成文参与了谈判。他说，双方谈判越到下一级越不拘形式，可问题则是越来越具体尖锐。如果说在讨论方案时要1平方公里1平方公里地计算，那么现在则要一座山头、一条小溪地争论了。柴成文记得，整整用了3天半的时间，双方才在图板上画出了一条共同认可的实际接触线。

因为柴成文身材瘦，大家笑他“柴成文真是根柴”。瘦得像根柴的柴成文在谈判桌前谈吐自若，机智幽默，随机应变，被美方代表称为“深谙谈判艺术的人”。可柴成文却说：“历史把我推向了朝鲜停战谈判前线”。在一张军事地图上，柴成文与美军联络官打响了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的“阵地争夺战”。

11月26日下午，正当双方把一条彼此认可的实际接触线从图板上改画到准备草签的地图上时，美军联络官穆莱上校却把本已确定画在朝中方面一边的1090高地改画到他们一边。柴成文当即反对，指出这条实际接触线的画法是昨天已经达成的协议，不能改变。如此无信，怎能与谋大事？他坚决地说：“如果已经协议的还要变，那只好不签字了。”穆莱辩白实际情况如此，画图时是出于误解。柴成文即时戳穿他：“不。如果你不健忘，会记得这正是你自己画的，而为我方同意的。”被戳破谎言的穆莱满脸通红，他不禁口出粗言：“我已经让了四个……不……让了三个山头了。他妈的，我让步让够了，让得头痛死了！”柴成文严厉指出：“你这样不行，你应该把这种态度收回去。”这时，坐在一旁的另一名美军联络官肯尼上校站起来把穆莱改画的线恢复了过来。

柴成文夫妇（右一与右二）和战地记者钱嗣杰合影。

2. 面红耳赤、针锋相对

实际接触线定下来了，剩下的是画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可是接触线是弯弯曲曲的，在弯曲狭窄的地段不足4公里时，应该怎样画呢？学过土木工程的翻译蒋正豪提供了一个方法，以接触线上的任何一点为圆心，以两公里为半径画圆，圆周的轨迹就是南北缘。非军事区的南北缘很快在地图上画了出来，准备在第二天草签时使用。次日的参谋会议双方落座后，朝中方面参谋人员在谈判桌上展开了已画好的两军实际接触线和非军事区南北缘的1/50000地图。对方也无可挑剔，只好接受。但合在一起草签已来不及，只能先在实际接触线的图上由朝鲜首席联络官张春山及美军联络官肯尼草签，然后提交双方代表团大会批准。

柴成文不会忘记，1951年11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团大会批准了第二项议程小组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和双方同意的军事分界线。而非军事区的南北缘线，则到12月10日才正式定下来，并进行补签。

朝鲜停战谈判是在战争中进行的，军事分界线也时刻在变化，谈判进程中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自然得时变时谈。第二次划定军事分界线，在1953年6月11日至17日，距第一次划定军事分界线已经18个月20天了。在此期间，朝鲜停战谈判的会场上经历了更为艰巨的斗争和6个多月的中断，战场上也进行了几番较量，结果美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重划军事分界线。有了第一次划定军事分界线经验的柴成文受命为这次划定军事分界线作具体指导。

柴成文介绍说，由于1952年的春夏作战、秋季的战术反击、1953年的夏季攻势以及其他战斗，我军的战线都是向南移动的。而对方战线则只在少数地区向北稍有移动。这样，争执就不可避免。他举例说，在6月14日一整天，双方只在3公里地段上达成协议。一直争论到6月16日23时许，才完成了240余公里的重划军事分界线工作，并进行了草签。比起第一次划定的军事分界线，第二次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向南推进了140平方公里。6月17日上午，双方代表团大会批准了参谋会议协议的军事分界线，下午确定了非军事区的南北缘。

为了打击李承晚的气焰，朝中军队于7月13日起发动了夏季攻势的第三阶段作战，并于7月16日完成了预定作战目的，拉平了金城以南的战线。17日以后对方集中部分兵力向我反扑，朝中军队转入防御。至此，开始了第3次划定军事分界线。

由于这次划线是在朝中军队发动攻势后进行的，修改意见当然也由朝中方提出。开始争执不大，朝中军队新占领的几个阵地是在板门店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接触线通过板门店以东10余公里之后，穆莱的眼光停了下来，他从桌旁站起来，拿铅笔在地图上朝中方提出修改意见的红线后面画了几个弧形。朝中方面新占领的阵地，都被划到他的蓝线后面去了。他指着地图说，根据情报，这是他们的阵地，所以应该这样划线。朝中谈判代表表示，这些阵地属于谁是很清楚的。穆莱拿起三角尺在那些弧形蓝线后面画了几条斜线和横线，半圆形被切成两半，“那么，这样……”

他的一厢情愿换来朝中谈判代表的坚决反对：“我们不会把红线画到你军阵地的后方，也决不允许把蓝线画到我军阵地的后方！”仍不死心的穆莱又在地图上把那些蓝线向后修改了一下，两手一摊，说：“这样大家都可以满意了吧！”“请你还是去查对一下好，像这样，你可以在地图上画许多条线，但对解决问题却并无帮助。”

第二天，穆莱终于在事实面前折服。在面红耳赤、针锋相对的争执和辩论中，线画到了金城以南，逐步画近了东海岸……

7月22日23时，双方终于在地图上就全长245公里的军事分界线全部达成协议。令柴成文等参与军事分界线划分的朝中方人员倍感欣慰的是，7月24日，双方代表团大会核准了这条最后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南北缘。

3. “谈判是‘打仗’”

“朝鲜战争我们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也在军事外交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柴成文总结道。毛泽东指派领导谈判的是新中国外交和军事战线重要领导人、在党内有“情报王”之称的李克农，他任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著名外交家、“美国通”乔冠华也是停战谈判的幕后指挥。柴成文还记得：当时，代表团内部给他们规定了一个代号，李克农称“李队长”，乔冠华称“乔指导员”。李克农当时的一句“口头禅”让柴成文尤难忘怀：“谈判是‘打仗’。是打‘文仗’不是打‘武仗’。”

从对方参加正式谈判的代表一亮相，柴成文就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场“文仗”的艰难。以乔埃中将为首的美方代表绷着脸从直升机上下来，也许是为了发泄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愤恨，发言时乔埃屡次不等中文翻译完毕就一口气地往下讲，而他们所提出的议程草案也并无实质内容。

1951年8月19日，开城停战谈判开始不久，朝中方面9人由排长姚庆祥率领巡逻至中立区内的松谷里附近，突然遭到李承晚军埋伏的30余名武装人员袭击，姚庆祥当场中弹牺牲，这就是震惊朝鲜半岛内外的枪杀中立区军事警察姚庆祥事件，这也是对方为阻碍和平而制造的典型事件之一。

战场上还在厮杀，谈判桌上就不可能有平和的气氛。在柴成文的印象里，在板门店举行的停战谈判，名为谈判却没有半点外交氛围——进出谈判室双方各走各的门，双方谈判代表见面互不理睬，正式开会有话就说、无话就散，中途休息各去各的休息帐篷，连厕所也是各修各的、互不混杂。

首次开城谈判时，双方首席代表还交换授权证书，后来再换代表就不向对方通知了，会上也不会作介绍。柴成文回忆说，对方代表席位上出现了新面孔，才知道换人了，至于代表姓名、国籍（因为后来有英国人、泰国人为代表），就只好去看新闻报道。

谈判席上的得失总是和战场上的胜败紧紧交织在一起，美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使他们没有底气再要求更多。柴成文还记得，1952年5月22日，乔埃在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上作最后一次发言，读完发言稿后未等翻译便离开了会场。

此后，乔埃的继任者、美国陆军少将威廉·哈里逊继承了乔埃谈判时的傲慢态度。据美方传媒报道，哈里逊只是带着耳朵来听会的。柴成文说，自哈里逊担任首席代表以来，在谈判会场常常用吹口哨、装睡觉、擅自离席、拒绝回答问题等无赖方式拒绝谈判，甚至还接二连三地提议无限期休会，到最后更是中途退会，单方面中断谈判。

1952年3月下旬至4月初，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在限修机场和中立国提名两个问题上陷入僵局。会议开到4月11日，哈里逊采取了“到会即提休会”的办法，阻挠谈判的正常进行。每天，哈里逊夹着文件包懒洋洋地步入帐篷，不等坐稳便急切地宣称“建议休会”，并起身退出会场。开始时还可以被叫回来听听朝中代表对休会的反应，几次以后竟叫也叫不回来了。在讨论第三项议程的帐篷里，有时只开两分钟的会议，后来越来越短，最短的只有25秒，创造了一个短会“世界纪录”。

最令柴成文感到有意思的是美方代表霍治少将的两个“建议”。当一次谈判陷入僵局，双方都静观局面变化，谁也不愿先有所表示。在谁先打破僵局的问题上，霍治提出一个“别开生面”的建议，“我建议咱们现在丢硬币，各自选择一面，以此确定谁先走下一步。”另一次，朝中方提出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当以三八线为准，霍治表示：“如果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根据地形，我方在东线后撤之后难以重新攻取；而你方在西线后撤之后，则易于重新攻取。”解方将军当即指出：“我们在这里到底是在讨论停止战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在讨论停火一下，再打更大的战争呢？”义正词严的反诘使得霍治无言以对。

4. 被强迫的“自愿遣返”

停战谈判之初，柴成文等人没想到划定军事分界线耗费如此长时间，更没想到战俘问题的解决竟然比划定军事分界线还难。《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第118条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为了保证公约所规定的无条件遣返和不侮辱、不虐待、不伤害战俘等战俘的权利不被侵犯，公约第7条规定，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给予的权利的一部或全部。美国是该公约的签字国，向世界承担了义务。所以，当时柴成文等朝中谈判代表团的成员认为根据这两条，战俘遣返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可是爱好和平的人们却不曾料想到，美国人绞尽脑汁地想出“自愿遣返”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招数。“自愿遣返”里有一个内容是坚持“一对一”换俘原则。因为朝鲜战争一开始是内战，战争初期朝鲜俘虏韩国的几万名战俘，多数已经变成了朝鲜人民军的士兵或军官，所以双方的战俘数量不平衡。实际上，美国人的意图是要无限期扣留他们掌握的战俘，并大肆利用少数“不愿被遣返”的士兵进行反共宣传，企图诋毁共产党国家。因为战俘问题，谈判甚至一度到了最后破裂的边缘。

1952年11月8日，双方谈判代表来到板门店。双方代表坐定后，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问朝中方对其“自愿遣返”的方案有何想法。朝中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宣布不予接受其方案。于是，哈里逊宣布“无限期休会”，且不等朝中方作出反应即起身朝帐篷外走。

在美军战俘营中，美军战俘营管理人员与蒋介石集团特务沆瀣一气，拿着事先印好的拒绝遣返“志愿书”，强迫战俘在上面签字。谁要不签，轻则毒打一顿，动摇其意志，重则把人打晕，硬摁手印。对那些宁死不屈的战俘，就在其身上强行刺上反共口号或图案，使其想回国而不敢回国。再不奏效，就将战俘毒打致死。

晚年柴成文接受本文作者专访。

柴成文给笔者的手迹：“鸭绿江风云历历在目，板门店谈判终身难忘。”

这样自然激起战俘的抗争，一场场流血事件接连发生。这些事件，有的是写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报告里，有的是新闻媒体透过封锁报道出来的。杜德准将和接替他的柯尔森准将在联名发表的声明中也明确承认，在战俘营“发生了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所以，英国《雷诺新闻》曾有一篇文章说：“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意回到他们祖国的说法了。”

艾森豪威尔竞选美国总统成功后，率先提出了先行交换病伤战俘的意向。最后达成了有关战俘问题的协议：由中立国主持，由交战各方向本国战俘集中进行甄别解释工作，最后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持下，逐一由战俘本人决定去留。

1953年4月20日，双方伤病战俘的遣返工作在板门店开始。停战后，按停战协定规定，战俘交中立国遣俘委员会看管，由双方派代表对本方战俘进行90天的解释工作，愿回乡者立即遣返。但由于美方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破坏朝中方面代表的解释工作，并在战俘营中使用种种残暴手段逼迫战俘拒绝遣返。结果原定90天的解释工作，实际上只进行了10天，便被迫停止。按理应顺延80天，继续完成解释工作。但美方见势不妙，竟悍然将剩下的战俘全部扣留押送至台湾。多年后，柴成文还在喃喃自语：“我们在战俘问题上吃了不少亏。”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中国人民志愿军长达2年零9个月的赴朝出国作战胜利结束。

（本文作者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出版专著近3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