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茅盾主要是文学评论家，在此之后，茅盾则主要是小说家。这是一个“角色”转换，《蚀》代表了“小说家”的诞生。

1926年1月，茅盾到广州后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留驻广州，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时任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不久毛泽东因病请假，宣传部长暂由茅盾代理。3月下旬回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市代表会议，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此时他向商务印书馆正式提交辞职函。

1927年1月，茅盾前往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与傅东华、郭绍虞等组织“上游社”，成员有孙伏园、吴文琪、陈石孚、顾仲起等10人。后来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宣传工作，主编《汉口民国日报》。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久，武汉形势吃紧，7月上旬，茅盾辞掉《汉口民国日报》工作，与其他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活动。

7月下旬，接上级命令，茅盾携一份2000元“抬头支票”前往九江，与董必武会面，董必武告知茅盾“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也就是说这2000元的支票要交给在南昌的党组织。但由于九江至南昌的铁路被切断，茅盾只能折返上海。船至镇江时，上码头后便有军警搜查，他携带的那张2000元支票被搜走。茅盾非常焦急，向党组织报告了情况，幸好这笔支票款项很快被“挂失”。

回到上海，茅盾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平复，此时的他孑然一身，情绪非常低落，懊恼、自责、消沉，而更可怕的是，因为已经被蒋介石当局通缉了，茅盾不能外出。作为共产党的中坚分子，蒋介石当局对他早有算计，这也是他预料到的，然而让他担心的是，自己是不是就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当时茅盾住在上海东横浜路景云里11号，是一条小弄堂。为了不让外界知道自己，茅盾叮嘱家人说：“若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去日本了。”因为弄堂里住着不少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茅盾，这样茅盾躲藏在家中长达10个月之久。孤寂消沉的茅盾此时无事可做，但又要维持生计，怎么办呢？只能写小说——靠卖文为生。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写成若干小说。他的思绪翻涌，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他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适宜于造为小说的原料又积蓄得颇多”，这“颇多”的“原料”就被制作成早期小说《蚀》与《野蔷薇》。

《蚀》成为茅盾的处女作，且一炮而红。它是一部带着沉重思考的问题小说。茅盾用自己的经历将大革命下的波痕动态呈示出来。

茅盾后来说过，《幻灭》等三部小说“有一点‘熟人’的影子，但这所谓‘熟人’并不是‘我的朋友’的意思，而是我的生活曾和他们的生活有过接触……”话虽婉转，却说得很明白，某种程度“他们”也是“我的”，茅盾写的就是他“自己”。

学术界普遍认为，茅盾小说具有“编年史”特征，从长篇《蚀》开始，至短篇《春天》煞尾，“时代风云”如影随形。《蚀》的“时代”书写相当震撼，但“震撼”之下却是最细腻化的生活描绘。借用茅盾小说《过年》里的一句话：“人，总得有个希望，人是要希望来喂养的罢！”

（作者系中国档案学会会员、福建省邵武市档案馆原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