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强年画《保卫边区》

武强年画，以产地在河北省武强县而得名，以浓郁的农耕社会文化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驰名中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尤其是在延安“鲁艺”革命画家与武强年画艺人的结合创新下，它成了不可小觑的文化“武器”。

战地新的文艺创作

1837年9月日寇侵占武强后，烧杀抢掠，画店作坊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许多珍品被日寇掠夺，许多画版被烧毁。

当时在南关内的“恒兴永”画店，业务十分红火，年画销售曾达江南，日寇怀疑这家画店内藏着八路军，开枪打死了店主贾世权的姐姐，打断了他母亲的左胳膊，并用硫磺弹烧毁了他家的画店和满屋子的画版，爷爷被活活气死……这只是日寇侵华后疯狂破坏的一个缩影。

1938年秋天，革命美术工作者阎素第一个来武强向民间艺术学习，借用武强年画套印方法制作的《打日本，打汉奸》抗战门画，得到群众赞赏。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文协版画家彦涵等文艺工作者，也纷纷深入到冀中武强，与武强的民间艺人相互切磋，采用武强年画木刻技法创作了《王三群全家被害》等新版画，在抗战军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随后，徐灵利用武强民间年画“天官赐福”的形式，刻了装饰性很强的《抗日光荣》《立功喜报》，轰动一时。他们在吸取借鉴民族民间艺术的过程中，几经探索和研究，为配合军事胜利，创作了《木刻捷报》，利用传统状元及第的报喜形式，把抗日英雄模范“立功喜报”写上英雄姓名，许多村由当地政权带领群众敲锣打鼓作为新年礼物赠送给军烈属、功臣家属，使武强年画成了宣传抗日、鼓舞抗日的武器。

随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和北平、天津的进步画家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也纷纷奔赴冀中，并与武强年画艺人结合成立了“冀中年画研究社”；后来，冀南木刻团的画家也到冀中与其汇合，形成新木刻与民间传统艺术紧密结合的一支劲旅。

江丰、古元、彦涵、王朝闻、罗工柳、吴劳等一大批艺术家，在学习武强民间年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对旧年画进行了“旧瓶装新酒”般的改造，并同武强的年画艺人郝云甫、陈文柱、张福旺、张万年、肖福荣、李长江、任大黑、吴敏正、贾文栋、郭海、李印德等一起创作出了许多宣传、鼓动抗日的优秀作品。如《打日本，救中国》《开展民兵爆破运动》《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人民救星共产党》等一大批新年画，经过战火升华，冲上了人民战争的前沿阵地。

嗟来之食不可餐

抗战时期的武强年画，在革命老区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的《保卫边区》年画，把武强年画中威风凛凛的“门神”换成了骑马挥舞战刀的八路军勇士，成批地刻印后到敌占区家家户户的门上张贴，不仅为抗日军民摆鼓助阵、摇旗呐喊，而且针锋相对地同日本侵略者搞的殖民文艺、汉奸文艺做斗争，在打击敌人、瓦解敌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涌现出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感人故事。

1939年秋天，三区区长霍友经不幸落入虎口，日寇绞尽脑汁地让他交代共产党、八路军的人员情况，使用了许多灭绝人性的刑罚。冬天，地上泼水成冰，让他戴着脚镣手铐，只能站着，就是这样，霍友经在地上拾起瓦片，也要在墙上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后来，日本又派汉奸劝降，给他换衣服，请吃请喝，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提“日本”二字，一提“日本”二字就破口大骂。软硬兼施，日寇什么东西也得不到，气急败坏，决定杀死霍友经。临刑前，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霍友经在大街上一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砍杀霍友经的两个日军，看到大义凛然的霍友经，好像看到了武强年画中威风凛凛的门神，行刑后回到住地一直是魂不守舍，当天夜里便到城隍庙里上了吊。

当时，各地的革命美术工作者到武强，对武强的年画艺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激励他们积极投入到抗日的洪流。铁匠庄村民间画家王兰坡，曾跟着齐白石学画画，他在画的下款上常书“拜石馆王兰坡”。日本兵在村北修上了岗楼，三天两头到村上祸害百姓，他果敢地加入了武强县文化界抗日建国委员会，以诗画为武器，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鼓与呼。日寇和汉奸千方百计地想收买他，愿以两匹真马换他画的一匹马；还许愿他只要不再画打日军的画，要什么条件都行，王兰坡严词拒绝并以诗言志：“画高六尺价三千，可惜老夫不爱钱。粮米本是活人物，嗟来之食不可餐！”他还以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送子参军，其两个儿子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成为冀中闻名的双烈属。

美术运动史上的创举

抗战时期的武强年画，以它大红大绿、吉祥喜庆的艺术特点，经过战火升华，把严肃的革命主题与传统年画的娱乐性结合起来，把送祥纳福祈求平安的愿望与革命崇高理想相结合，创造性地把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融为一体，以被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画面，反映了边区军民如火如荼的对敌斗争、政治生活、大生产、学文化、参军支前、土地改革等重大题材，不仅对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以时代精神提升了武强年画的艺术效能。

据记载，仅1946年10月到12月20日，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在战火纷飞和年画物资十分匮乏的条件下仍刻印发行了新木版年画38万份，其中郝云甫作的《逼上梁山》4978张，郝云甫、姜燕合作的《白毛女》10978张，古元作的《夫妻识字》3200张，田零作的《送郎参军》4000张，农家十二月四条屏6502张，农历图两幅23042张。还有吴劳作的《王秀鸾》四条屏、邓澎作的《学文化》、洪波作的《参军图》、顾群作的《豆选》、丁达光作的《劳动生产》等。

这些作品生产速度之快，出版数量之大，在新兴木刻版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47年，周扬在晋察冀边区文艺座谈会上说：“去冬美术工作者与武强民间画业合作，创作了11种年画，销售近40万份，这可以说是美术运动史上的创举。”

实际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武强年画艺人在与木刻艺术家、国画家等革命美术工作者合作的过程中，不但使传统的木刻水印技术得到改造，而且在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上都有了飞跃，这为武强年画事业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武强年画博物馆以抗战时期的革命年画为主旋律进行陈列展出，武强年画博物馆被命名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河北省国防教育基地，成为今天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活教材。

（作者单位：河北省武强县政协文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