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第一次救蔡畅是在法国。

1922年，国内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停止后，法国政府也加紧了对中国留法学生的“监督”。大家不得不用大部分时间千方百计“勤工”以维持生计。和李富春结婚后，蔡畅先后在巴黎一家电灯厂和手帕厂做工。不久蔡畅怀孕了，身体很不好，母女俩的生活主要靠母亲葛健豪出售自己的刺绣品维持。而李富春担负旅欧党支部的工作，更加劳累。他不仅要做工，还要做党组织的联络工作。有一天，蔡畅突然发起了高烧，葛健豪正巧外出做工，李富春去外地做联络工作，没有在家。

蔡畅一连发高烧3天，滴水未进。说来也巧，周恩来因为《赤光》刊物的事情来找蔡畅。他敲门，里面却没有人答应。他以为蔡畅做工没有回来，便折身下楼。然而心细的周恩来走到楼门口，无意间看了一眼牛奶袋，发现属于蔡畅名下的牛奶积了3瓶。他想了想，又赶紧返身上楼，果断地翻窗进去，蔡畅已昏迷不醒。周恩来二话没说背起蔡畅下楼，将蔡畅送到最近的一家医院救治。并且垫付了医治费。等蔡畅苏醒过来，周恩来才离开医院。

第二次救蔡畅是在上海。

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夫妇和周恩来夫妇都在上海转为地下工作。周恩来主要负责中央军委和特科工作。李富春负责江苏省委工作。蔡畅和邓颖超等人负责上海的妇女工作。有一段时间，蔡畅因为连日组织纺织厂的女工罢工，奔波甚急、疲劳过度，在回家的马路边突然低血糖晕倒、不省人事。

正值上海实施白色恐怖，警察和警车日夜不停地行驶在各条马路上，抓捕共产党人。蔡畅在这个时候晕倒在马路边，许多行人不敢上前搭救，即使驻足围观，也没有人敢帮助送往医院，谁也不知道其中是否有诈。

这时留着大胡子、化装成商人的周恩来路过这条马路，他坐在黄包车上，看见路边围着一群人，如果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快速离开现场的，以防便衣特务故意放出“诱饵”引诱地下党“上钩”。而这次，他却“鬼使神差”地让黄包车停下来。周恩来上前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倒地的竟是蔡畅！

他立即叫黄包车的车夫上前，一同将蔡畅扶上车、送到医院。等李富春接到消息赶来，蔡畅已经脱离危险，苏醒了过来。

第三次救蔡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1950年，蔡畅从东北进北京，是住在北京东四一个胡同里。那时李富春还在东北工作。一次中南海开会，蔡畅突然在会场上胃病发作，开始她还忍着。可她惨白的脸色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连忙上前了解情况，立刻搀扶蔡畅离开会场，并用自己的汽车送蔡畅到医院医治。幸亏治疗及时，及时制止了胃穿孔引起的大出血，蔡畅转危为安。（顾保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