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深夜，《京报》馆内忙碌了一夜。翌日清晨，头版大字标题《山东问题之最后决定》将巴黎和会的消息捅破天。学生们上街，火烧赵家楼的浓烟里，邵飘萍钻进人群采访，长衫下摆被踩脱线，他一把拽掉，接着采访。

6月4日，北洋政府逮捕学生。邵飘萍铺开稿纸写下《为学生事警告政府》，套红标题占半个版面：“镇压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就是为卖国扫障铺路。”当晚回家吃饭时，夫人汤修慧劝他留条后路。邵飘萍搁下筷子：“北洋军阀如此倒行逆施，我怎能不讲？就是枪毙，我也要讲。”

8月22日清晨，军警查封《京报》馆，罪名是：“鼓吹社会革命、共产等邪说。”邵飘萍站在印刷机旁，看着工人被赶出，铅字一筐筐被抬走。当晚他避走天津，遭通缉后辗转流亡日本。临行对报馆同仁说：“报可以封，话不能停。”

在日本期间，他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同时创作剧本讽刺北洋官僚，虽身处异邦，笔锋未钝。友人探访时曾劝他：“人在屋檐下，何苦再惹事？”邵飘萍把茶杯一顿，笑道：“我躲在日本写戏骂人，跟躲在被窝里骂人，有什么两样？”

1920年秋，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回到北京，在魏染胡同重振《京报》。9月7日清晨，印刷机重新转动，他站在门口，看着报童抱着油墨未干的报纸四散奔去。在复刊词里，他亲笔写道：“本报从前既以报纸为民生喉舌，此后仍当本此宗旨，尽瘁终身。”

（作者系常州市武进区政协委员 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