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京昆室又少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好前辈。

花落无声，却惊得全国戏曲界和喜爱京剧的人们为之怆然。人们用昵称念叨着她：“京剧女神”“青衣奇才”“国民大嫂”……而我的脑海里一下子就冒出了她的那段“古道别”：“绵绵古道连天上，不及乡亲情意长。洞庭湖水深千尺，化作泪雨洒潇湘……”一字一句，回荡在我的灵魂深处，许久许久散之不去……

许多人哀叹：“她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万千思绪在我的心中翻滚，李维康先生代表的那个时代真的要结束了吗？

一

李维康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代京剧艺术家。1958年，她11岁，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开蒙老师是于玉蘅，后又师从程玉菁、华慧麟、赵桐珊、张君秋等名家。196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三进两出，最终进入中国京剧院。此后，京剧舞台成了她一生的归处。

在这方戏台上，她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她的嗓音极佳，有“金嗓”之誉。她博采众长，融梅（兰芳）、程（砚秋）、张（君秋）等流派的声腔艺术于一炉，并根据自身条件，兼收并蓄，借鉴地方戏曲与歌曲的演唱方法，以情带唱，逐步形成清丽脱俗的独特演唱风格。她并未把自己囿于某一个流派里，而是从不同流派中吸收营养，最后唱成了自己。好多年前，她的师姐刘长瑜先生曾专门撰文谈师妹李维康的唱腔，称她为“勇于革新的京剧声腔艺术的能手”。刘长瑜写道：“使维康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并不仅仅在于她能够比较规矩地演唱几出老戏，而是她那种并不满足于原有成就的、锲而不舍的革新精神。”在一个戏一个戏地分析了李维康唱腔中创新的部分之后，刘长瑜指出：“维康的才华还在于，她对于各种手法的学习和借鉴，都不是机械的拼凑，而是根据人物的需要，作有机的化合，并统一于自己独立、完整的风格之中。因此，听她的唱，似曾相识，但的确别具一格，而且能高能低，能窄能宽，能放能收；无论是蓄气、换气、偷气，她都能依腔而变，并能准确地运用头腔、鼻腔、口腔、胸腔的共鸣，在高、中、低的音域里自由驰骋，真是时如高天行云，时如涓涓细流，时如金石撞击，时如珠走玉盘，散发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人民戏剧》1981年09期）

是的，李维康先生唱戏，首先让人听见的不是嗓音，不是流派，而是人物。她唱杨开慧，声腔里有杨开慧的刚烈；她唱王宝钏，声腔里有王宝钏的幽怨；她唱李清照，声腔里有李清照的清丽；她唱《四郎探母》的铁镜公主，声腔里又有铁镜公主的爽朗与明快……一个演员能够让观众忘记她是谁，而相信舞台上的那个人物，记住那个人物的唱段，我认为这才是戏曲表演艺术的真功。1984年，李维康先生凭借精湛的艺术造诣，获得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92年又获得梅兰芳金奖大赛的金奖。然而，比奖项更重要的是她留在舞台上的那一个个鲜活的魂灵：《蝶恋花》中的杨开慧、《李清照》中的李清照、《秦香莲》中的秦香莲、《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四郎探母》中的铁镜公主……

我尤其喜欢李维康先生在舞台上的落落大方、没有一点小家子气。不论青衣、花衫，不论传统戏还是新编戏，她站在那里，总有一种很舒展的舞台气度。扮相端庄，台风严谨。京剧舞台上，一个演员有没有气场，亮相几秒钟，观众就知道了，李维康先生属于一站上台便能把人物立住的演员。那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是几十年舞台上锤炼、打磨出来的底气，同时她又带着很强烈的时代气息，让观众感受到她塑造的每一个传统剧目中的人物，都是与以往不同的，都是符合当下的审美判断的，都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和莫大的愉悦。

李维康先生是个天赋极高的演员，她跨界参演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饰演孙媳妇“韵梅”一角，她将京剧表演中对人物内心的细腻把握融入影视创作，却又不带一点戏曲表演的痕迹，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京味十足、文化程度不高、却在家国罹难的岁月里默默扛起一切的中国女性形象，征服了全国的观众。为此，她荣获第四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那是她第一次演电视剧，也是唯一的一次。那个年代，电视剧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一个京剧演员完全可能因此走上另一条道路，但她最终还是回到了京剧舞台。因为她离不开戏。老一辈京剧演员身上常有这样一种近乎固执的东西：外面的世界再热闹，他们心里最认的，还是那块台毯，还是锣鼓点，还是那一声“起腔”。名也好，利也好，到了最后，都抵不过一句“我是唱戏的，戏比天大”。

所以，李维康先生才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敬仰。

二

200多年来，京剧舞台上产生了一代代名家、大师。时代风云涤荡着这三尺戏台，每一代京剧人有每一代的奋斗，真正能扛下一切、又能让艺术征服台下观众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标志。

李维康先生的一生，几乎与京剧在时代洪流冲击下顽强发展同步。样板戏的年代，她演过《平原作战》；传统戏恢复后，她迅速转向《秦香莲》《霸王别姬》；改革开放后，她又推出《蝶恋花》《李清照》。她从未活在温室里，而是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每一次转变，都是一次艺术上的蜕变。

最严峻的莫过于京剧艺术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她勇敢地挑起中国京剧院二团团长的担子，丢下幼小的女儿，夫妻双双身先士卒，带领大家奔波于各地城市乡村，睡后台、吃份儿饭，以至于拖垮了身体……

我们都会背诵：“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可是，真要面对时代的难题，我们能做到李维康那样吗？我们能不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主动地拥抱时代——把每一次时代潮流的变化，都转化为一次艺术的探索吗？

李维康先生太了解京剧艺术的魅力，了解时代的需求。时代变了，观众要新鲜，她就适度加新腔；观众要动情，她就深挖人物心理。她在顺应潮流的同时，把潮水引向了自己的河道。她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一个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的问题：古老的艺术，如何在时代巨变中依然保持“活”的质感？

李维康先生用一生告诉我们，京剧的危机从来不在舞台上，而在舞台下的观众是否还愿意为一门“慢艺术”支付深沉的情感与时间。她说：“我离不开人民，人民也希望看到我的好戏，这是我最大的动力。”这句话朴素却掷地有声。晚年她仍坚持教学传艺，把毕生所学倾囊相授。1996年，她曾在《中国戏剧》杂志刊文谈及自己的艺术追求：“艺术如果没有令人产生共鸣的内在感染，就没有生命。每一场演出，我都全身心地投入，把人物的感情传递给观众……我热爱京剧，我已经为它奋斗了大半生，倾注了我的全部心血。”

李维康先生走了，她带走的，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记忆；她留下的，不仅是那些录像和录音，更是一种面对时代巨变时的定力与胆识。她用守正创新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家，不是活在温室里，而是拥有在时代巨变中依然能稳定输出高质量艺术的内核和能力。

灯光下那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不会消逝，那一声声悠长的唱腔仍将回荡。斯人已去，那一声唱，还留在人间。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声唱”能否继续传下去的见证者，也是回答者。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侯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