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官兵合影

鞠庆珍率黄安舰起义奖状

黄安舰起义后，全体官兵合影。

1949年2月12日，国民党海军黄安舰在青岛港首义成功，驶抵江苏解放区连云港。“黄安舰”是我党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争取国民党海军起义的第一艘军舰，而且完好无损地加入到人民解放军序列，因此被称为“人民海军第一舰”，黄安舰的成功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以来国民党军海军舰艇起义的先声，为国民党海军官兵弃暗投明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三面合围待破晓

黄安舰原系日本建造的一艘护航驱逐舰，1945年刚下水不久，日本就战败投降了。1947年，作为日本战后赔偿，由国民党当局接收，改名为黄安舰。

黄安舰的额定编制为120人，但实际上舰官兵仅有80余名，人员来源庞杂，背景各异。舰长刘广超，乃是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舰长刘广凯的胞兄，政治立场顽固，对国民党反动派忠心耿耿，态度十分强硬；然而，其余军官之中，既有出身于北洋军阀时代东北海军的旧人，也有曾在汪精卫伪政权下服役的日伪海军人员，这些人与国民党中央派来的接收大员及正统中央海军之间，长期存在深刻矛盾，离心倾向明显。

在士兵层面，成分更是多样：既有历经北洋时期的老兵，也有从青岛造船厂补充进来的技术工人，此外还有少数台湾籍士兵。

值得注意的是，舰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山东籍官兵，他们的家乡早已是解放区，亲属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获得实惠，有的甚至担任了地方革命干部，这些正面消息在舰上广泛传播，对全体官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上述种种复杂情形，为策动黄安舰官兵举行起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内外条件与群众基础。

1949年1月底，我军分别从东面、西面和北面3个方向对青岛形成了钳制之势，仅在南面敞开一条海上通道，收复之日指日可待。而当时驻泊在青岛的国民党海军第二基地的各型舰艇，在美国第七舰队的庇护之下，正整装待命，准备随时向南逃窜。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海军内部与国民党陆军、空军一样，同样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海军官兵，对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同时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以及内部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深为憎恶。正是这种内部分歧与普遍不满，为中共各级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积极进行宣传动员，并成功策动部分国民党海军官兵举行起义，提供了现实而可行的客观条件。

第一条策反线路

从1946年起，中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及东海地委统战部、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及东海军分区政治部联络科、中共青岛市委、中共华东局社会部4个系统的相关部门，各自从不同角度和渠道，对黄安舰同步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策反工作。

第一条策反线路由中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与东海地委统战部共同发起。东海地委统战部在党员登记表中发现中共党员鞠庆璞（后化名曲永昌）的两名兄长曾在国民党海军任职，遂将其调离培训，后派往青岛从事秘密工作策反。

鞠庆璞到青岛后，致信召回兄长鞠庆玺、鞠庆珍，向他们讲述家乡的变化——民主政治、减租减息、妇女解放、官兵平等，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使二人深受感召。当鞠庆璞说明使命时，两位兄长当即表示支持。

根据上级指示，鞠庆玺、鞠庆珍借助海军故旧关系重返国民党海军：鞠庆玺先后任5号炮艇少尉轮机长、14号炮艇艇长；鞠庆珍先任海城号炮艇中尉轮机长，后升副艇长。

中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向鞠庆珍布置了5项任务：广交朋友联络感情；争取炮艇队队长张风仁；搜集青岛海军情报及官兵思想动态；利用出海巡逻向解放区运送军用物资；待机组织舰艇起义。

但因鞠庆玺与我党接触频繁被敌发觉，1948年8月20日晚在青岛被捕，虽经多方营救未果，12月20日遭杀害。鞠庆珍未因此退缩，反而更坚定斗争意志，在一次碰头会上发誓：“请组织相信，我决心向全解放区的人民立功赎罪，这不单纯是为父母增光、为兄报仇，更重要的是为人民作贡献，为个人争取光明前途。领导叫我做什么，我保证尽力完成，即便有困难危险，也决不后退。”

此后不久，鞠庆珍主动调任黄安舰中尉舰务官。他按上级指示加紧物色发展人员：先以私人情谊向舰长刘广超建议，将海城号炮艇的知己、航海下士张杰调来任航海班长；又以大修试车需技术力量为名，从青岛造船厂招来熟识的周文竹、迟德贤、张金诺、王书恩等工人，安插在轮机部门做骨干；同时与准尉枪炮军士长王子良、少尉枪炮官刘增厚、枪炮班长孙露山等人密切接触，互相发展，并通过刘增厚结识了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派出的联络干部张庆颐。

还有三条策反线路

第二条策反线路由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及东海军分区政治部联络科共同实施。1946年春季，中共牟平县委统战部在工作中又发掘出另一条重要线索：当地贫农刘培厚的胞弟刘增厚，当时正在青岛国民党海军中担任职务。中共牟平县委统战部对此高度重视，多次派遣刘培厚前往青岛，对刘增厚进行耐心的争取和感化工作。1947年2月下旬，刘培厚再度受组织委派，前往青岛继续开展对刘增厚的说服教育，然而由于行踪被村中坏人告密，险些遭到逮捕，不得不紧急撤离。

同年3月，东海军分区政治部联络科作出调整，将威海联络站预先潜伏并担任站长的张庆颐调回，改派至青岛，专门负责直接领导刘增厚一线的地下工作。同年5月，刘增厚因哥哥从解放区前来青岛一事受到盐务局的严格审查，最终被当局以“私通八路嫌疑”的罪名撤销了艇长职务。

1948年春天，经张庆颐审慎研究并同意，刘增厚前往南京海军总司令部，找到一位曾被他救过性命的老上司求助，顺利获得了一张少尉军官的委任令，随后返回青岛，在候缺待命期间静观其变。

同年7月，遵照胶东军区联络部的战略意图，刘增厚凭借各种关系，成功调入黄安舰，担任少尉枪炮官一职。

登上黄安舰后，刘增厚为起义积极做准备工作，一次青岛海军基地要用黄安舰运输一批军用物资南下，因刘增厚是枪炮官，负责装运工作。刘增厚发现有四五百吨枪支弹药，其中有一箱短枪十七八支，刘增厚让士兵搬运时把它单独放在一间小仓库内，准备起义时使用。

第三条策反线路由中共青岛市委负责组织。当时，青岛扶轮中学的学生党员王志进，其兄长在1947年担任了黄安舰代理枪炮官一职。中共青岛市委根据这一线索，派出党员干部陈坤全（化名周永祥）秘密进入青岛市区，专门从事争取王子良（即王志进之兄）的工作。陈坤全抵达青岛后，便假称自己与王子良曾是海军学校的同学，此番是从上海来青岛经商，并借住在四方区王志进的家中，成功争取了王子良后，直接领导王子良及其妻子袁丽峰等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陈坤全向王子良传达了中共青岛市委布置的两项核心任务：其一是搜集驻青岛国民党海军方面的军事与政治情报；其二是负责掩护陈坤全本人在青岛的地下革命工作。

1948年10月间某日，陈坤全登上黄安舰，并在舰上留宿，王子良趁机偷偷将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交给他过目，电文内容是南京海军总司令部密令青岛海军做好全面南撤的一切准备。

次日清晨，陈坤全立即下舰，以密信形式向中共青岛市委详细报告了此情况，并提出了组织黄安舰起义的建议。青岛市委很快复信，表示同意他们着手筹备起义事宜。

同时，王子良遵照陈坤全传达的指示，在舰上积极联络和扩充人员，先后与孙露山、刘增厚等人建立合作关系，不久之后，又与鞠庆珍、张杰等取得了联系。

第四条策反路线由中共华东局社会部负责。当时，该部机关设在山东益都县（今青州市），其下属的潍坊特别市公安局，在经请示华东局社会部并获得同意后，派出工作人员刘俊英、刘兆洪夫妇以及刘建范共3人，通过时任海军29号舰代舰长刘建胜这一关键关系，开展策动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的专门工作。

刘俊英是刘建胜的胞妹，刘建范则是刘建胜的堂弟，由于刘建胜拥有较为便利的工作条件和舰上职位，策反工作很快便经营成熟并取得显著进展。刘建胜除了积极策划自己所在的海军29号舰起义之外，还与黄安舰上的王子良、刘增厚、鞠庆珍等起义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准备两舰共同行动，同时他还支援王子良3支手枪以及若干子弹，以增强黄安舰起义的武装力量。

然而，后来由于两舰未能同时获得试航批准，黄安舰便于1949年2月12日单独率先起义。因此，在黄安舰起义成功的诸多促成因素中，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通过刘建胜等人所做的工作，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协助作用。

分属四条不同策反线路的骨干力量——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孙露山4人，形成了起义的核心领导集体。随后，他们通过地下交通线，将这一重要情况及时向中共青岛市委和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作了汇报，从而为起义的最终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元宵之夜举义旗

自1949年1月下旬起，国民党军一面加紧修理舰艇，一面陆续向黄安舰装载枪炮弹药、通信器材及大批粮食等军用物资。1月22日，黄安舰奉命试航，各项性能良好；2月5日，该舰第二次试航后停靠于造船厂码头，鞠庆珍接舰长命令，驶往青岛前海抛锚待命。2月9日，黄安舰又奉命装载数百吨弹药、柴油等物资，移至小青岛附近锚地待命。至此，黄安舰起义的绝佳时机业已成熟。

当日晚间，鞠庆珍、刘增厚、王子良、孙露山、张杰等起义核心成员召开秘密会议。根据敌人将于正月十五后陆续南撤的情报，大家一致同意立即行动，并就各项具体事宜逐一研究，统一了部署。

关于起义目的地，最初考虑胶东沿海之烟台、威海、石岛、乳山等港口，经反复比较，最终选定连云港。关于起义时间，鞠庆珍提议2月12日（即正月十五元宵节）为最佳，因舰长刘广超已于2月9日上午上岸回家，元宵节必不在舰，家属在青岛之军官亦多下地，此时敌防最为松懈。至于起义骨干力量，大家感到尚显不足，鞠庆珍建议临时调集数名可靠人员上舰协助；对于副舰长及其他可能抵抗之官兵，则主张以不流血为原则，只要对方不反抗，尽量予以宽容。

2月10日，由于原定某校官未能如约前来黄安舰，起义领导小组遂将策反重点转向轮机长刘彦纯。2月12日上午，王子良之妻袁丽峰陪同潘素娟登上军舰，借故稳住刘彦纯，为后续动员铺路。与此同时，刘增厚留守值班，鞠庆珍特意叮嘱他，对待副舰长必须一如平日，切莫流露丝毫异样。随后，鞠庆珍下舰，将基干民兵田秉吉（中共党员）及自己在海城号炮艇担任轮机兵的表兄王德隆接上黄安舰，刘增厚立即将二人隐蔽起来。

傍晚时分，王子良向鞠庆珍汇报，已与刘彦纯谈及起义之事，刘并未反对，但表示需再作考虑。王子良建议鞠庆珍亲自出面沟通。于是鞠庆珍对刘彦纯直言：“王子良已向你说明情况，如今形势明朗，唯一出路就是投奔共产党。”刘彦纯最终表态：“既然你们信得过我，我便跟随你们干！”至此，起义准备工作中最后一道难关，也得以顺利突破。

当晚7时整，鞠庆珍、刘增厚、王子良、孙露山、张杰五人召开起义前最后一次碰头会，最终敲定各骨干的具体分工：鞠庆珍担任总指挥，全权负责起锚、航行及各类突发情况的处置；刘增厚与王子良共同负责临时监禁副舰长、封闭电报房，并执行舱面警戒巡逻，力求不流血解决；孙露山掌管枪支弹药的保管与发放，同时协助刘、王二人警戒，四川籍士兵万荣则从旁配合。张杰主管航海部门，由其发展的航海下士杨玉荣、朱洪等人协助操舵及信号联络。刘彦纯负责轮机部门，确保机器正常运转；此前由鞠庆珍联系的电工军士长周文竹，承担电机、锚机、舵机、空气压缩机的配电工作；轮机军士长张大发则专责操纵主机，保障动力稳定。

会议结束时，每人配发短枪一支，王子良还将自己的白床单撕成布条，制成白色袖标分发给所有起义人员，以便夜间行动时相互辨识。

8时10分许，行动正式发起。鞠庆珍以检查拖锚为借口，将两名武装更兵召至船头，对他们明言：“今晚我们要将舰船开赴解放区，这也是你们青年人的唯一出路，把枪交给我，随我们一同走吧！”二人当即交出一支长枪和一支短枪。随即，鞠庆珍登上指挥台，立即通知轮机部门启动主机，准备起航。王子良与刘彦纯下到机舱，动员轮机兵发动设备，在刘彦纯的调度下，机器很快轰鸣运转。为防意外，王子良不停往返于驾驶台与机舱之间巡视。与此同时，王德隆、田秉基封闭士兵舱门，把守各通道，严禁任何人出入；袁丽峰则负责看管被集中看押的人员。至此，全舰各要害部位均已被牢牢控制。从开始行动到完全掌控全舰，前后仅用了不到半小时。

起义精神代代传

晚8时50分许，黄安舰正式起航。当时前海停泊着30多艘美国军舰，并无国民党舰船。一艘美军旗舰发来信号询问去向，黄安舰回复“此处风浪较大，找地方避风”，此后未再理会。此时海面正刮起七八级大风，天色阴沉，视界极差。

航行至竹岔岛附近，鞠庆珍下令全舰灯火管制，全速前进。鞠庆珍在《黄安舰起义始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从书—国民党起义·海军）一文中回忆：

拂晓四时多，黄安舰抵达连云港外的东西连岛。黄安舰连续多次打出预定联络信号“三长两短”，但半个多小时未见回音，反而突遭岸上山头机枪和小炮齐射。我急令机电军士长周文竹打开探照灯，并桅上挂起白旗表示投诚，然而岸上火力仍未停止。

舰上满载弹药和柴油，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我立即命王子良放下汽艇，由轮机兵张金诺驾驶，送王子良和孙露山上岸联络。约30分钟后，岸上枪炮方才停息。至早晨7时许，黄安舰安全靠上码头。

鞠庆珍上岸后，会见了连云港驻军负责人，说明来意。首先迎接我们的是警备旅团长鄢思甲，他表示歉意，解释道：“因未收到本月联络信号，且贵方信号我们无法辨识，幸得一名在码头工作的日本人提醒说此船似乎是来‘投降’的，我们才明白过来。”鞠庆珍当即请鄢团长尽快卸下舰上的炮弹、通信器材等物资，以防国民党军飞机空袭。他同意安排，让大部分舰员下舰休息，由刘增厚率少数士兵在舰上指挥卸运枪支弹药。

黄安舰驶入连云港码头后不久，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即接见了起义骨干，并隆重召开军民欢迎大会，代表第三野战军致欢迎词。第三天，谷牧又召集骨干会议，宣布陈毅司令员命令：任命鞠庆珍为黄安舰舰长，并向鞠庆珍、刘增厚、王子良、孙露山4人颁发起义奖状，全体起义官兵获颁首创起义纪念章65枚。

2月13日上午，黄安舰驶离青岛港十余小时后，国民党海军方发觉军舰“丢失”。青岛《大民报》刊文称：“次日上午刘舰长返码头时，已不见该舰踪迹，据查于十二日上午十时在副舰长指挥下离去，派‘太平’舰侦查未果，当局正派舰追缉。”后国民党派飞机和舰艇沿山东海岸搜索无果，遂编造谎言，该报18日又载：“逃舰驶抵渤海湾被空军炸沉，空军侦得该舰向大连方向疾驶，联络不回即行轰炸，致其半沉，正拟拖回。”

一个多月后，国民党方探知黄安舰在连云港，随即连续3日派轰炸机狂轰滥炸。为避空袭，鞠庆珍请示上级同意后，趁夜间视界不良、风浪较大，将军舰转移至苏北燕尾港堆沟（陈家港）码头伪装隐蔽。

2月16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亲自拟写电报，致电华东局，祝贺黄安舰起义成功，并高度评价其为“实行毛主席所规定之1949年争取组成一支可用的海军的首先响应者”，同时要求转达对全体舰员的嘉奖。电报中，周恩来还就后续工作作出四项具体指示：

第一，除个别被检举的反对起义者外，全体人员一律留用，暂不作任何调动；第二，必须充分保障粮食、饮水、燃料及日常生活供给，标准可略高于我军陆军；第三，查明该舰续航能力，研究能否直接驶往葫芦岛，并如何规避青岛附近敌海军巡逻区；第四，查报威海卫、荣成军港的防空设施，评估黄安号转泊该处的安全程度。

这些指示为黄安舰的妥善安置和后续行动提供了明确方针。

1950年2月，黄安舰被正式命名为“沈阳舰”，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序列。

（作者许详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