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达成的八点成果共识明确提出，两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这表明，人工智能治理已经越出单纯的技术议题，成为大国关系和国际议程必须回答的问题。而无论技术如何演进，在围绕人工智能这一新技术、新空间展开治理时，人始终居于核心位置。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替代物，不是碳基生命的硅基他者，也不是全能全知的“超体”，它是人类在漫长、持续、面向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为改造自身命运、改造世界、创造美好未来而作出的又一新创造。

以人为本，是人工智能治理的根本前提与根本目的。人是讨论所有治理问题的根本前提，也是推动所有治理实践的根本目的。正是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在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目的前提下，人工智能才从一种硅基他者，回归到其本质，即一种为人赋能的新工具。

全球治理的提出，源于人类活动空间的持续扩展。讨论全球治理的物质前提，是人类技术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已经使得人类能够、并且有意愿在更广大的空间里大规模地行动、组织生产与生活，建设更大的共同体。同时，技术的发展又在不断扩展人类活动的疆域，从最初的大地，进入到海洋、天空，再到今天更深更远的外太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还创造了网络这一新空间。随着人与空间关系的不断变化，如何将空间以及人与空间的关系规制起来，为人类的继续发展与和平生活提供稳定性的预期，这便是包含人工智能治理在内的所有全球治理的根本诉求。

人工智能是历史的“涌现”，因而治理必须回到发展阶段。作为一种新工具，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发展协作而产生的技术“涌现”，其“涌现”坚实地建立在一系列社会生产条件不断改进的基础之上：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粮食与蛋白质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保证了物资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高效流动，基本教育的普及为人工智能的诞生创造了最广泛的人口基础，医疗、电力、工业生产等领域的不断发展共同奠定了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离开了这些基础的人工智能，就像是一个离开了环境的生物、离开了地基的楼阁。因此，对人工智能治理的讨论，需要回应全球，特别是在既有全球发展格局中处于不平等位置的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推动解决既有全球格局中的不平等问题，即在技术发展中“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正是这一目的，将人工智能这一新“涌现”出的技术进步，与人类更长久的、普遍的对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历史地紧密结合了起来。

共享发展，是人工智能治理的价值内核。发展是人类共同实践的结果，其成果也应当由人类共享。共享发展目标希望推动的，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体的发展为基础的治理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助，不但可以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其最大效用，甚至能够“改造”世界，使之在一个漫长的时间进程中，更加适宜人与万物的和谐共生。这种改造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的，诸如农业技术的改良与进步，新型能源的发现与发明，工程与科学的探索与创新，这些都为人在物质层面上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而在社会组织层面，不断探索更包容、更有效、更适应大规模共同体生存、更能确保物质进步普惠全体、更能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能让人摆脱资源有限性桎梏与不均衡发展陷阱的秩序组织方式，则是与物质进步相呼应的精神探索。

共商共建，是通往更公正秩序的现实路径。基于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更好的世界需要以更好的政府、更好的国家为基础；衡量发展的任何指标，都必须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人的发展则离不开与其密切相关的共同体的整体发展，在人类通往共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国家仍然是我们现阶段所能依托的最大共同体。因此，最有效的全球治理，必须在共商基础上呼应各国普遍需求。在现有格局下，联合国以及其他各类“正式”与“非正式”的国际多边平台，提供了国际“协商”的基本机制。各国一方面应当利用联合国平台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应推动在联合国之外探索建设新的国际多边协商合作机制，积极且创造性地探索改变自身不平等境遇、改变国际不平等格局的途径。

由此形成的中国方案，具有普遍意义。通过发展自身能力与国际联合互助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公正、更平等的方向。这既是中国在自身现代化经验中总结出的原则，也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有谋求独立自主人民的普遍意志。这种在发展成果上坚持全民共享原则的治理观，也是中国在面对人工智能所创造的新空间、新联系时采用的基本立场。

（作者殷之光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秘书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