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里，中国工农红军转战黔东创建革命根据地，始终遇事与群众共商、凡事倾听群众心声。根据地推进分田分地、扩红建政、武装御敌等各项工作，广泛吸纳各族群众诉求，积淀起扎根人民、集思破局的群众协商优良传统。这份珍贵红色根脉，也为当下铜仁“铜事同商”基层协商品牌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密码。

运盐送药纾民困

1934年5月，贺龙率领红三军抵达沿河乌江西岸。敌军搜刮焚毁渡船退守江东，散布谣言恐吓百姓，妄图凭乌江天险阻截红军。危急关头，傅怀忠邀约一众老船工围坐议事，冒着枪林弹雨撑船摆渡，为红军打通前进道路。

黔东根据地建成后，国民党加紧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苏区食盐、药品供给濒临断绝，军民生存陷入绝境。贺龙亲笔修书，托付傅怀忠奔赴彭水，与爱国志士龚渭清共商物资筹措之策。二人一拍即合，龚渭清先行筹措500块大洋，结伴赶赴龚滩采购4000斤盐巴送回苏区；时隔不久，再度筹集800块大洋，采办20余挑中西药材，依托商会渠道办妥通行文书，亲自带队押运物资。队伍行至沙子水淹沱，突遭地方民团伏击，龚渭清壮烈牺牲；傅怀忠被俘后受尽酷刑，未曾吐露一字。贺龙率部攻克沿河县城，成功解救傅怀忠，全数追回被扣押的药品物资。

面对敌人封锁，红军不搞独断专行，依靠群众、联合志士，把苏区安危、百姓生计当作众人之事，与群众一起想办法、找出路，汇聚起无坚不摧的力量，守护革命火种生生不息。

群策共商渡险江

1934年10月中旬，红六军团经过甘溪遭遇战后突围转移，担负掩护任务的红十八师五十二团一部，退至思南乌江上游渡口。对岸敌军构筑严密防线，沿江所有船只被尽数掳掠销毁，滔滔江水阻断转移通路。红军放弃贸然强渡的冒险想法，第一时间寻访到老船工王绍云，围坐一处细细商议渡江万全之策。

王绍云深谙乌江水域暗流、浅滩风险，同红军细致研判沿岸地形，沿江徒步探查、下水实测水势，最终在隐蔽的茅坝河口寻得一艘小木船。按照商议的摆渡方案，战士们紧密配合，小小木船破浪往返，成为绝境之中的生命摆渡舟。待最后一批指战员平安登岸后，向王绍云再三致谢，严格遵照红军纪律奉上3块银圆作为酬劳。

遇事不独断、遇难共商议，红军始终把群众当作主心骨，把商量当作破险招。正是这份遇事多商量的坚守，让冰冷的乌江化作温暖的通途，让绝境之地生出希望之光，更让军民鱼水情在生死考验中愈发厚重。

碾房围坐拓前路

1934年10月中旬，贺龙获悉红六军团前来会合的确切情况后，与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木黄会师筹备工作全面铺开。部队先期进驻松桃石梁时，贺龙常坐在塘边与苗乡群众闲话家常，深入浅出地宣讲革命道理，让支援红军革命成为各族群众共同心愿。黔东独立师进驻当地后，召集村民齐聚碾房，共商筹粮碾米、保障大军补给的具体举措。

众人共同议定：征粮对象仅限国民党区长、土豪劣绅，绝不惊扰普通农户。村民积极响应商议形成的方案，自发前往大户家中挑运稻谷，送至各村水碾加工军米。石梁12座水碾昼夜不停，村寨家家户户石碓声声不绝。刘缓藻、刘其富父子主动租借闲置水碾，连夜赶制3000斤大米；军民挑谷运米往来穿梭，村寨热闹如赶集，以最朴素的行动支援红军。

铁铺合力续远征

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经石阡短期休整，急需修缮、锻造枪械补充作战装备。部队筹建临时修械厂之初，坚持先沟通、多商量的原则，主动走访周边群众征集建厂选址意见，严守不扰民生、不损民利的群众路线。

红军修械技工尹师傅专程前往平桥杨通明铁匠铺，与杨家父子商议共建枪械零件加工点，大家不谋而合，分工协作，携手开炉打铁赶制配件。红军技工负责核心枪械零件锻打，杨家承担铸坯、锉削、打磨等配套工序；战场上缴获的废旧枪壳全部充当打铁燃料，精打细算、物尽其用。

十余天的协作，尹师傅每日准时到铺劳作，返回部队食宿之余，携带肉食饭菜分给杨家，军民相处亲如一家。部队即将拔寨启程，三人不舍道别；红军为答谢杨家倾力相助，送上200余斤大米、一段土布、10余斤菜油，剩余废旧枪壳全数赠予杨家，抵扣打铁消耗的炭火物料。

从修枪选址到工艺协作，从日常相处到临别酬谢，红军始终坚持做事多商量，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实干的精神融入细节，用平等相待、携手共事的姿态，让群众心甘情愿投身革命支援，让红色情谊珍藏四十载。

（本文作者徐明忠系贵州省铜仁市政协社法委主任；唐刚系铜仁市智力支边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