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振汉与妻子邓觉先和儿子张天佑合照

▲ 萧克将军

▲ 新中国成立后，同为民革党员的张振汉和邓觉先合影留念。

1935年6月13日，红军取得忠堡大捷，俘获国民党部队张振汉师长以下2000多人。随后，这位国民党中将跟随红军长征，直到陕北。他参加了长征、见证了长征，自身也得到了彻底改造。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文谨从张振汉的故事切入长征历史，从不同角度体会长征精神。

“此人不杀，暂时留下来”

1935年6月，萧克指挥的红六军团包围了鄂西宣恩县城，国民党武汉行辕电示国民党第41师中将师长张振汉率部从恩施来凤县北上驰援。这一密电被红军截获破译，红军随即果断决定，由贺龙、任弼时所部红二军团同红六军团主力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设伏打援。

6月12日，国民党军两个旅作为先头部队向宣恩进发，张振汉率师部和少将旅长黄伯韬率领的直属第123旅随后跟进。次日凌晨，国民党部队在湖北省咸丰、来凤、宣恩三县交界的忠堡镇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开火，将敌军分割成几段。41师师部电台被毁，张振汉头部和身上中弹负伤被俘，后面的黄伯韬见势不妙，率残部仓皇逃逸。

同样是国民党中将师长，在江西“围剿”红军的张辉瓒被俘后被处死了，张振汉自认必死无疑。谁知道，贺龙却说：“此人不杀，暂时留下来，先给他治疗吧。”

后来，萧克解释了为什么不杀张振汉的原因。萧克在《统一战线在长征中的巨大作用》一文中回忆：“1935年6月在湘鄂西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国民党部队一个名叫张振汉的纵队司令兼师长，按过去左倾路线那一套，早就把他枪毙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我亲自接见他，向他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他的觉悟。”（1986年10月24日《人民政协报》）萧克在为《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一书所作的序言《难忘的记忆》中也写道：“过去，我们做过一些蠢事，在一贯优待俘虏政策之下却排除高级军官，像张辉瓒这样的知名人物就杀了。随着世界和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步步进逼，我们的认识起了变化，后来这一类人我们就不杀了。国民党41师的中将师长张振汉我们就没有杀。”

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也仍然得到了实施。据同为红军俘虏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记载：“俘虏的选择完全在自己，如果不愿意参加红军，即能有机会遣返回家，而且离开时还会发三块钱路费等的好事。张（振汉）和孙（一位孙少校）曾被叫去给士兵讲话，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这些办法的确很吸引人，很多士兵由此加入了红军队伍。”

红军不仅没有杀张振汉，还给了他出乎意料的一系列礼遇。那时候红军严重缺乏药品，但军医却用贵重药物给他治伤。在饮食上，给张振汉的待遇超过了红军战士。对此薄复礼也作了记载：“有一天，张获准买了羊肉，他设法煮熟了，邀请我去吃晚饭，这顿美味的晚餐，不由得让我沉湎于将来的幻想之中。几天后，红军给张供应了加糖的米粥，当知道我没有时，他送来一大碗给我，使我深为感动。”薄复礼还记载他向红军首长提出给和他一起被扣留的海曼神父像张振汉一样的待遇，也给配一个勤务兵，这样就有人给他水喝，能给他烤火，有人给他铺稻草。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张振汉的待遇是特殊的。

在翻越玉龙雪山时，张振汉骑的骡子突然滑向雪谷，他被摔到谷底昏迷了。战士们立刻组成人绳，一个接一个延伸到谷底，把他拉了出来。此后，战士们轮流用担架抬着张振汉走出雪山。后来张振汉向他的儿子张天佑描述当时的情景：“过雪山时，好几个红军战士为了把我抬出去牺牲了，我曾经是他们的敌人，杀死了很多他们的兄弟，他们却拿命救我，这份恩情，你不要忘记。”

当上红军学校教员

让张振汉没有想到的是，红军还请张振汉担任湘鄂川黔边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在张振汉的儿子张天佑等撰写的《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记叙了贺龙亲自邀请张振汉担任萧克任校长的红军大学教员的情景，当时萧克也找他谈心，“我们的战士不能总是拿着红缨枪和大刀去打仗，现在我们就算缴获了大炮也不会使用。”张振汉讲课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等红军将领都去听了。后来萧克说：“张振汉是红军大学高级班水平最高的教员之一。”薄复礼也有类似记载：红军学校“有两个教官最为出色，一个是张将军，另一个是红军的一个尉官”。

实际上，张振汉已经被红军领导人看作是自己人，他参加了红二军团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贺龙、任弼时、萧克请他为红军转移路线发表意见。张振汉与红军交战多年，对双方的兵力布防、相邻部队关系以及湘鄂川黔一带地理环境十分熟悉，所以他大胆提出建议，他的意见常常与贺龙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根据张振汉提供的国民党军布防情况，红二军团的长征走出了与红一方面军不同的路线。

时任红二军团第16师师长、后来曾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周仁杰在其回忆录《从井冈走来》（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讲述了张振汉为红军架浮桥的故事。这本书有一节题目是《顺岩河急流架桥》，其中记载：1936年1月29日，红军到达贵州清水江支流顺岩河边，准备架桥过河，因为缺乏经验，多名红军战士被急流卷入水底，大家一筹莫展。刚好军团政委王震带着张振汉来到河边，而恰好张振汉在西北军当过工兵营长，马上指导红军战士架起了浮桥。周仁杰在1985年还曾回到当年渡过顺岩河的地方，十分感激张振汉对红军的帮助，感叹红二军团领导统战政策的成功。

红军不杀张振汉，还有更迫切的现实需要。

“嫂子送来的药品，救了不少红军战士啊！”

事实上，张振汉跟随红军长征后不久，即写信给当时住在汉口的妻子邓觉先，在报平安的同时，也根据红军首长的要求，提出了提供药品和经费的要求。在《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一书中，张天佑说：“红军留下我的父亲，金钱物资不是主要目的，是真诚地争取和团结他。父亲让母亲千方百计送来财物，也是真心为了支援红军。”

邓觉先按照丈夫信中的要求，先后三次安排输送了药品等物资。后来，邓觉先到延安看望张振汉，贺龙和萧克见到邓觉先时都对她表示感谢，萧克说：“嫂子送来的药品，救了不少红军战士啊！”

红军需要的物资当然不止药品。张天佑书中记载，当时邓觉先根据张振汉来信所列清单，所采购的物品包括盘尼西林、望远镜、夜光表、指南针、自来水笔等。张天佑写道：“我大舅邓仲林比我母亲小四岁，那时十六岁。他回忆说，我母亲买来这些东西，在运出去之前只能藏在家里，他看来很稀奇，在身上挂了好几个望远镜，衣兜里揣了好几支自来水笔。”当然，邓觉先在武汉买到这些东西还不算什么的，最难的是把它们运送到红军手里。

红军正在国民党围追堵截之中，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给红军运送物资，还得善于“追踪”，尤其是从武汉到红军所在地一路上的艰难险阻，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薄复礼书中记载：他的朋友贝克尔收到薄复礼求救信后，几次派人携带钱物去寻找红军，结果不是找不到红军，就是途中被土匪抢劫甚至被杀害，真正帮助贝克尔完成解救薄复礼任务的丁先生，实际上是红军派去的联系人。

帮助邓觉先运送物资的，是张振汉的一位族兄，此人不仅很有两肋插刀的侠气，而且颇有行走江湖的神通，而邓觉先为人大气爽快，也是这位族兄愿意鼎力相助的原因。而邓觉先办成这样的大事时年仅20岁，也难怪贺龙在延安见到邓觉先时对她赞不绝口，称她是“湘女豪杰，又漂亮又能干”。

红军长征见证者完成了自身救赎

张振汉被红军俘虏这件事，对他的妻子邓觉先来说是坏事，却也验证了她对丈夫的坚贞爱情。

邓觉先是长沙人，1933年他们在汉口结婚。在张振汉被俘生死不明之际，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艳羡她的美貌，想要她改嫁，亲朋好友也劝她不要再痴等张振汉了，邓觉先坚决拒绝。后来终于等到了张振汉的亲笔信，邓觉先惊喜万分。

为了丈夫的安全，她及时按信中要求购买并运送物资给红军，后来张振汉随红军到延安，邓觉先孤身冒险到延安，上演了千里寻夫的传奇故事。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振汉来到延安，作为唯一一位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将军，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多次接见张振汉，让他继续为红军的军事教育工作。周恩来也非常关心张振汉的个人生活，提出把他的妻子邓觉先接到延安。

邓觉先来了，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同丈夫聚首。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邓觉先能够完成只身赴延安之举只能说是奇迹。最重要的是，邓觉先看到身体和精神都很好的丈夫，又受到共产党和红军首长真诚的款待，心境和情感都产生了巨大变化。这段经历对邓觉先日后几十年的信念、生活和工作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实际上，邓觉先看到，亲身经历长征之后，张振汉已经不再是国民党将军，而变成了另一个人。张振汉已经脱胎换骨，他和红军生活在一起，从衣着打扮来看和红军没有什么不同，他的思想和精神也已经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萧克曾经对张天佑说：“你的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

张振汉在延安直接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专门找张振汉谈话，动员他回到蒋管区，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影响，继续为革命作贡献。张振汉回去以后，虽然没有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工作，但他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事情。

1949年，张振汉为湖南和平解放四处奔走，他参加了民革组织，担任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他的夫人邓觉先也奉组织之命到香港，接回了已经参加起义的国民党上将唐生智的家眷。

张振汉夫妇在长沙迎来了人民解放军不久后的一天，两位解放军军官走进张振汉在长沙开办的商店。他们拉起张振汉的手，一位军官说：“张先生，我叫黄志勇，在红军大学听过您的课！”此时的黄志勇是湖南省军区政委。另一位军官也向张振汉敬礼，说：“我叫李基，也是红军大学的学员。”李基时任湖南省军区后勤部部长。

三位共同经历长征、共同走到胜利这一天的人，满怀激动，紧紧把手握在了一起。

（作者蔡永飞为民革中央原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