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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寿千年,相逢有时
——记全国政协委员陈红彦

陈红彦挑选展览用古籍。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陈红彦
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馆长、二级研究馆员。
每一部沉睡的古籍,都在等待一次被重新看见的契机。
中国国家图书馆院内,国家典籍博物馆“珠还合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上,旷世典籍正诉说着跨越山海的归来故事。
不远处的办公楼里,陈红彦的办公室中,还有一批古卷静待与世人相逢。
沙发上码放着审校完毕的文稿,一沓沓用夹子规整,桌面上还摊开着一本;书柜旁的地面,摞着牛皮纸封装的古籍文创。除却那条通往办公桌的过道,空间几乎被书卷填满。
在这间屋子里,任何一册典籍,陈红彦都能娓娓道来它的源流故事。牛皮纸包裹的文创,源自明代万历年间的《程氏墨苑》。当年徽州制墨家程大约邀请名家绘稿雕版,本意是推介墨品,却成就了中国版画史、印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谈及这部典籍,陈红彦总会想起郑振铎先生。
这位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奠基人,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四处奔走,抢救流散古籍。先生离世后,家属遵照遗愿,将9万余册藏书悉数捐归国家,存世一部保存完整的彩印本《程氏墨苑》便在其中。
一部典籍,回望千年,是灿烂的文明;眺望千年,是不绝的传承。将前后千年文脉连缀起来的,正是陈红彦这样默默坚守的的古籍人。
以守正,护住岁月底色
守在国家图书馆的第40个年头,陈红彦越发贪恋起和古籍有关的一切。
办公室书卷盈案,日程同样排得满满当当。午休时间,陈红彦用来审校古籍出版文稿,常常深夜十二点之后方才休息。
“人的精力有限,几十年光阴,能为后人留下可信的文献,就是对前人最好的交代。”陈红彦说。
初入国图那年,她未曾预料,40年后,团队每年可整理出版古籍3万余册,建成规模庞大的古籍数字资源库,还依托馆藏推出系列文化创意产品。
这份与古籍相伴的忙碌,从陈红彦报到的第一天便已开启。
1987年7月24日,刚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陈红彦,走进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因为觉得善本是古籍中最精华的部分,她选择了善本特藏部善本组。
报到当天,办公室里除了组长王玉良都不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目录》临近定稿,前一晚,同事们在连夜校改。铅印校样上常有墨点,加之古籍生僻字、异体字、地名人名繁复,校对难度极大,同事们熬了个大夜刚回去休息。参加校稿的第一天,陈红彦便校出一处书名差错,就此开启了她的古籍研究生涯。
外人眼中,图书馆是清闲之地。实际上,古籍工作却规矩严谨、节奏紧凑。在当年同样少为人知的,还有古典文献专业。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普遍偏重经济发展,陈红彦却倾心于古文。高一时的班主任常康,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常常自刻蜡版选编古文,供学生研读注释翻译。从此,陈红彦便一发不可收拾。
1983年高考填报志愿,在常老师建议下,她考入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入学后她才明白,古典文献不同于自己想象中的古代文学,而是涉及了版本、目录、校勘、考证,兼涉音韵、训诂、刊刻、编纂等诸多领域。
就拿看书来说,古籍研究者的阅读,自有一套标尺。相较文本思想解读,他们更看重版本真伪、流传脉络、原貌还原,为文史研究提供可靠的底本与依据。
判断古籍的刊刻年代与版本,也藏着一套细密的学问:皮纸、竹纸、麻纸的材质差异,可辅助断代;历代藏书家钤印,是流传有序的实证;书中避讳用字,对应的帝王名字,可锁定刊刻时段。更直接的线索,藏在版心处留存的刻书工匠姓名。古代刻工从业年限、活动范围有限,寥寥数笔记载,便能锚定刊刻的时间与地点。
入职前期,陈红彦的工作轨迹,一如古时刻工。1991年起,她着手整理宋元古籍机读目录,版式、藏印、避讳、刻工、序跋逐项著录,日复一日,废寝忘食,史部的每一部典籍,她都摸过。
彼时,古籍行业恪守“保管大于流通”的原则,首要任务是保障典籍安全,前辈常说古籍工作“无过就是功”。
但保管并非遗忘,无过也非易事。
1978年,遵照周恩来同志遗愿,《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启动编纂,顾廷龙、冀淑英、沈燮元等版本目录学大家倾力参与,年轻的陈红彦也曾在先生们身边参与一部分工作。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年代,先生们向各地藏书机构征集目录,依靠学识与眼力,在十几万张目录卡片间甄别排比、校勘勘误,历时17年方得以完成。
后来,陈红彦亲历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选等,皆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重要参考。
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古籍存在本身,就是灿烂文化不可辩驳的物证。陈红彦波澜不惊的年月,恰如千年前的刻工,做好手头的事,留下足以让后人追索的线索,文脉由此绵延又一个千年。
以传承,唤醒故纸生机
2020年7月7日深夜23时03分,一条简短消息发到陈红彦手机上:“拍到了。”
巴黎拍卖现场,两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以640万欧元落槌,由一位中国藏家购回。这注定是中国古籍人的一个难眠之夜。
一年半之后,两册典籍踏上归国之路,陈红彦受藏家委托,远程见证装箱启运全过程。
《永乐大典》这部两万余卷的旷世巨编,正本下落不明,存世嘉靖副本散于海内外,仅400余册。它珍贵脆弱,不宜频繁调阅翻阅,但学术研究与大众观瞻的需求同样迫切。“有人误以为图书馆把典籍攥在手中秘不示人,实则是古籍质地特殊,经不起反复翻阅挪动。”陈红彦说。
2002年,“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启动,对存世稀少的珍稀古籍影印出版。专家们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底本遴选书目,为了鼓励更多单位参与,优先选用其他收藏单位的藏本,最大限度调动各方资源。最终,从唐宋金元刻本里选出700多部,作为第一期的底本。
当时尚无电子扫描设备,彩色反转片拍一张要20元。原本计划多拍一套备份,受经费所限,最终只留存一套底片。
再造的古籍善本面世之初,不乏质疑声音,有人称其为“假古董”。但珍贵典籍由此化身千百、分藏各地,既保证了传承安全,又减少了原件损耗,学者和普通读者则看到了可靠的复制本。这批书籍后来被送进110所高校、30余家省级以上图书馆。陈红彦还提到一件趣事,冯其庸先生将再造的《史记》所有不同版本买回家,认真比对,研究出了新的学术成果。
再造之外,原件保护同样紧迫。2006年前后,原文化部委托国家图书馆开展古籍普查,结果不容乐观:大量古籍散藏于寺院、道观及民间,家底不清,没有目录,保护规划难以落地;自然老化、霉变、虫蛀等损害持续发生。陈红彦形容说:“北方虫子直着钻,南方虫子横着钻,老鼠一啃剩半截。”
更为紧迫的是,彼时全国古籍约3000万册件,1/3亟待修复,而专业修复人员不足百人。“如果让这不到100人去修,修完需要1000年。”但这仍是一个玩笑的说法,因为书在继续老化,人也在不断老去。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同年,陈红彦出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首任主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首任秘书长。
这一年,距离陈红彦走进国图,整整20年。
此后的3年多,她几乎没有闲暇,每年都要评审公布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与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出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还要举办专题特展。
开始时,评选标准需要从零搭建,年逾七旬的老专家们和青年同仁一同日以继夜,集中攻坚。古籍人深知,这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必须全力以赴。
古籍修复人才培育也同步推进,开设了初级、提高培训班。过去,修复师拿不出论文,评职称十分困难。如今,国图的古籍修复技艺、传统书籍装帧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还有3名修复师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成为大家钦佩的大国工匠。
曾经不足百人的修复队伍,如今已有千人。古籍用纸抄造、脱酸保护、病害修复等技术也不断获得突破。作为政协委员,陈红彦履职期间也持续就古籍修复和人才培养提交提案,呼吁设立古籍保护学一级学科,推动学科规范化、科学化建设,同时吸纳民间力量补充人才供给。
2022年,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开播。镜头记录下国家图书馆地下一层阅览室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手拿放大镜,从第一册开始阅读《四库全书》的身影。
同一年,“奋斗者正青春”栏目将镜头对准国图的青年古籍修复师群体,他们的故事登上了《新闻联播》。
从重藏轻用,到藏以致用,保护与传承互为支撑,终让古籍走出深阁,活在当下。这既是古籍保护的方向,也是陈红彦的又一个20年。
以温度,对话下个千年
这几年,国图添了许多新面孔。
2018年的春节活动,从《永乐大典》选出吉祥的书叶,擦掉文字墨迹,只留字体轮廓,让读者描字,感受当年抄书的滋味。没想到引来长长的队伍,有的祖孙三代同来抄书。
这几年,国图也少了一些老面孔。
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志良老师研究明清文学,曾被国图评为“读书标兵”。后来好长一阵子不见,陈红彦问他去哪了,郑志良告诉她:“你们近年出版的《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我们学校买了,我以后不用出门看了。”
一增一减之间,正是古籍活化利用带来的变化。其中有能看的书籍,也有能玩的文创。
2025年,国家图书馆牵头全国180余家古籍存藏单位,建成了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支持文白翻译、AI问答、划词查询、版本比对等功能。其中,2024年国图发布的《山海经》知识库,历时3年将92种《山海经》文本与图像多维关联,读者可以免费浏览高清书影和长卷,小朋友也能在填色游戏里给神兽上色。
这已不是《山海经》第一次“活”起来。2021年,国图以馆藏明代善本《山海经》开发袖珍长卷系列文创,发起众筹,原定目标只有2万元,最后得到4000多位读者支持,筹得200多万元。
近几年,古籍活化的创意层出不穷。甲骨文文创走红、《典籍里的中国》热播,典籍不断走出库房。不少从业者前来从古籍中寻找文化根脉:茶企溯源《茶经》,食品企业考证古法工艺,依托岁时典籍开发时令产品。线装书制作、传拓、雕版印刷等体验活动,也都广受读者欢迎。
这一切,让临近退休的陈红彦倍感欣慰,同时生出新的计划。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她建议推动“跟着古籍去旅游”,把古籍文创IP和地方特色旅游商品融合开发。
她打算退休之后亲身寻访。有朋友建议先去山西,有前辈建议动身之前好好读一读《史记》。她畅想着:“假如我去山西,既可以到大槐树寻根,也可以寻访那些小寺院里的壁画。即便没有太多可供考证的,这些实景能为我记忆中的文字做个补充,也很好。”
陈红彦始终相信,古籍是有生命的。40年的从业时光,在国图现存最早有纪年的敦煌写本面前,不过一瞬——这份写本距今已有1600年,“我们希望用多种方式,让典籍再活一千年。”
这是一种带温度的文明传递。中国人的基因里,有些东西是极难改变的。古籍里固然记载着当年的技术创造,但更沉淀着“与人为善”这种植根民族血脉的精神与底色。
下一个千年,古籍将以何种形态留存,陈红彦无从预知。但她期盼,千年之后的人们,翻开这些她经手的典籍时,能借着书本,与她隔空对话;如同此刻的她,正透过旧时纸页,和千年前的古人遥遥相逢。(本报记者 张园)
编辑:董雨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