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先后出台“停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通知”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后，各地不断传来限建清房“好声音”。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在当前的“清房改革”中仍遭遇“应付式”清理。

　　这场自上而下进行的清退改革，至少从数据上看，效果还是相当喜人的。但数据毕竟不能代表一切。一方面，目前多数地方公布的清退数字都很笼统，只涉及单位总人数和清退总面积，清退出来的房子作何用途未作进一步说明，改革的意义未能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诸如“局长搬进处长办公室”之类的怪象，也让改革打了一些折扣。显然，清退豪华超标官衙不能仅仅满足于纸面上的进步和总体上的趋好，还应不断地在改革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良和纠偏，走完最后一公里。

　　温州是一个值得解剖的制度标本。去年4月，温州率先在全国试水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制度改革，然而实施近一年来，“温州模式”却步履维艰。究其根源，正如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陈波所分析的，一是“定标难”。办公用房的实际情况与现行标准相差太大，难以执行到位；二是“切割难”，办公用房的类型多样，分割、调剂起来不像切豆腐，若超标几到十几平方米，无法妥善处理；三是破除特权思维难。“用房严重违规的多是领导，清房就是要动领导的特权，他如果不是真心改革，效果怎能落地？”

　　这些问题其实很具代表性和普遍性。清退豪华超标办公楼若想走完最后一公里，首先是制度的精细化。应该说，对于办公用房的超标问题，我们不缺少制度。自1988年首个楼堂馆所“限建令”——《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到去年底中央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国家层面发布的政府性楼堂馆所管理文件超过十个。但总体上，这些制度规定偏于原则和笼统，未能有效关注到诸如“办公室超标该如何切割”、“超标部门如何妥善处理”这样的细节问题，而恰恰是这些问题决定了制度的成败和可行性。

　　其次是执行的落地。徒法不足以自行。尤其是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实语境下，光有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种能够保障制度正常运行的机制。譬如信息公开，定期“晒晒”政府楼堂馆所的“账单”，以监督的力量来保证清退超标办公楼不至异化为运动式改革。

　　最后是问责的到位。至少从目前来看，因办公楼超标而被问责的案例仍属罕见。当然，这可以理解成是为了给改革预留缓冲期，但是，如果超标和不超标一个样，改与不改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必然会滋生一种观望心理，徒增改革的阻力。事实上，豪华、超标办公楼之所以泛滥成灾，问责本身就是最为缺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