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工作人员用手持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功甫帖》进行放大扫描。

　　编者按：2月18日，收藏家刘益谦携《功甫帖》赴京，在媒体见面会上用高倍扫描影像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功甫帖》进行全方位“体检”，使得备受关注的苏轼《功甫帖》真伪之争再度升级。古代书画鉴定之难，这一话题引起收藏界的高度关注。

　　北宋元丰二年，苏轼因离奇的乌台诗案，在被关押了4个多月后出狱，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启程前往贫瘠荒凉之地黄州，并感叹“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有人推测，苏轼极有可能就是在赴黄州途中向友人郭祥正（字功甫）投笺作别，故有“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之语，仅仅9字，笔迹雄强朗润，这便是海内著名的《功甫帖》。

　　此帖流传有序，曾见于安岐《墨缘汇观》、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徐邦达曾赞扬它神采飞扬，称为上品。收藏界因此有人认为，这应该是苏东坡流传于民间的惟一书法作品。

　　《功甫帖》陷入“真伪风波”

　　2013年中秋之夜，上海收藏家刘益谦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秋拍中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竞购得苏轼的《功甫帖》。

　　此事在收藏界以及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2013年12月，该帖抵达上海，并通过浦东自贸区保税仓库入境，避开将近1200万元的应纳增值税额与进口关税，且计划于2014年3月在刘益谦、王薇夫妇创办的私立博物馆——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时作为重磅展品进行展出。

　　出乎意料的是，去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三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在《新民晚报》刊文，称经鉴定与考证，发现刘益谦所拍得的这件《功甫帖》为“双钩廓填”的晚清伪本。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关《功甫帖》的真假之争顿时发酵，争议不断，震动海内外拍卖界与收藏圈，《功甫帖》真伪风波由此拉开帷幕。

　　12月22日，苏富比发表声明坚称《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东坡的作品，尚未收到上博的研究报告。苏富比亚洲区总裁程寿康表示，一旦收到报告，将针对其所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同时也保留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

　　12月23日，收藏家刘益谦第一次发表声明，催促上海博物馆尽快公布《功甫帖》的完整研究报告。

　　12月26日中午，针对《功甫帖》真伪一事，收藏家刘益谦再次发表声明。在声明中，刘益谦不仅代表他的鉴定团队对上海博物馆的鉴定方法提出质疑，还代表龙美术馆向上海博物馆发难。

　　转眼新年，2014年1月1日，上海博物馆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三位研究员报告正式公布，2014年新年第一期《中国文物报》上的两个整版刊载三位研究馆员署名的两篇研究文章，长达14000余字。

　　其中，钟银兰、凌利中署名的研究报告题为《“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此文从《功甫帖》墨迹本与《安素轩石刻》研究开篇，认为《功甫帖》墨迹本钩摹自《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可定为鲍漱芳《安素轩石刻》后，李佐贤《书画鉴影》前，即约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而单国霖研究报告题为《形体极相似气韵却不畅———苏富比拍品〈功甫帖〉辨析》。两篇文章分别从对《功甫帖》本体的看法以及对翁方纲题跋的质疑两个方面做了阐述。

　　1月2日，针对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公布的《功甫帖》完整研究报告，刘益谦发表了第三篇声明。刘益谦认为2014年1月1日《中国文物报》刊登的“研究成果”是以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个人名义发表的，而且是观点不尽相同、内容相互矛盾的两篇文章。

　　1月3日，苏富比在官方微博上正式回应此事，苏富比表示，坚决认定“功甫帖”是苏东坡的真迹，并将在十日内公布研究报告，同时保留所有法律追究权利。

　　1月6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北京收藏家朱绍良发表声明，坚称苏富比拍品《功甫帖》为真迹，并说如果刘益谦想要放弃《功甫帖》，他愿意收购。

　　1月9日，针对朱绍良声明，刘益谦回应表示，目前关于苏富比拍品《功甫帖》的真伪还没有定论，现在轻言放弃为时尚早。

　　1月13日，苏富比发表研究报告《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称此次成功拍卖的《功甫帖》“不仅是一件历来被肯定的苏轼书法原迹，而且是一件精彩的独具坡公特色的佳作”，并表示不同意上海博物馆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所指认的该作品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坚持认为《功甫帖》是一件流传有序，历经清初安岐《墨缘汇观》等历代专著著录，包括近现代鉴定大家张葱玉、徐邦达先生鉴定并肯定为苏轼真迹的墨迹本。

备受争议的《功甫帖》原图

　　高清科技图力证“自然书写”

　　2月18日，收藏家刘益谦携《功甫帖》赴京，在媒体见面会上用高倍扫描影像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功甫帖》进行全方位“体检”，一直陷入舆论漩涡的苏轼《功甫帖》真身终于亮相了。在现场看到，此次公布的影像包括《功甫帖》1200dpi高清扫描图、6000万像素高清背光图以及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效果图，现场，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还用手持式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功甫帖》进行了现场放大扫描。

　　现场，先用《功甫帖》与翁方纲的勾摹本作比较，通过二者的背光照局部比对和测厚仪监测，得出“《功甫帖》用纸比翁方纲摹本用纸厚，不适合勾摹”的结论；通过对光透视比对、高清比对，比较二者书写的运笔粗细、游丝变化，得出“苏轼《功甫帖》为自然书写”的结论。对《功甫帖》的个别不自然处，也表示其为“虫咬后的笔画修补”。除此之外，黄剑还用《功甫帖》上的“义阳世家”印章与南宋傅氏家族对比，以此推断《功甫帖》的早期递藏史。

　　黄剑认为，这些高清图片，结合龙美术馆当天引用的机构鉴定报告和专家学者提供的最新学术文章，均可显示《功甫帖》为自然书写。“‘双钩廓填说’无法成立，上博文章不能推翻此前由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历代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

　　据悉，这件作品将从3月28日起在刘益谦创办的龙美术馆上海浦东新馆中展出。届时，关于此帖真伪讨论的文献，也将作为展览的一部分，一起接受公众检验。

　　而在接受相关媒体记者电话采访时，上博研究员之一钟银兰表示听说过刘益谦当天发布会的行为，但对于《功甫帖》的真伪在她看来已经盖棺论定，“我的看法已经公布了，不会改变。他（刘益谦）如果要研究什么、说什么，那是他的事。”

　　核心证据是什么？

　　书画鉴定的学术之争，并不是仰仗着谁的后台硬、嗓门大、势力强，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而是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上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古代书画的鉴定，远非一日之功就可以确定其真伪的。

　　以争论双方目前公布的鉴定意见而论，非博物馆系统的鉴定意见显然是占了上风的，即认为《功甫帖》为真迹的一方（“认真派”）。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有三：

　　其一，《功甫帖》流传有序，曾见于大收藏家安岐的《墨缘汇观》、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等，皆认为是真迹。安岐(1683—？)和张珩(1915—1963)、徐邦达（1911—2012），他们是从清代以来至当代的数百年里，我国最具声望的少数几位收藏家和鉴赏家之一。虽然他们的鉴定意见也见差错，并非绝对可靠，但相对于今人而言，其丰富的阅历和深厚的鉴定功力，很难望其项背。所以他们的鉴定意见不可以轻易推翻，除非已经拥有绝对的把握；

　　其二，香港鉴藏家林霄使用了高倍放大镜等现代化仪器，对《功甫帖》进行鉴定，其结论可归结为两点：1.《功甫帖》是自然书写，而非钩填本；2.《功甫帖》所使用的纸张，与北宋的李建中（945—1013）《同年贴》、苏轼《致知县朝奉》札“为同一种表面纹理的纸张”。这句话佶屈聱牙，直白说，林霄先生有条件地认为：《功甫帖》所使用的就是北宋的纸张；

　　其三，《功甫帖》上出现的“世家”半印，释读全印为“义阳世家”，也出现在宋代《私诚帖》、《真悔帖》、《婴香帖》上。据此可证《功甫帖》是宋代物。

　　以上三点，言之凿凿。尤其是出自“认真派”的后两点，若有权威的第三方加以确认，应当更具说服力。

　　目前，《功甫帖》事件仍处在发酵过程中，走向依然令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