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松江区“串联”改“并联”、电脑替人脑

　　审批文件“飞起来”

　　一个产业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建设，需要多少时间？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算了一笔账：产业项目的行政审批，涉及50个部门和机构，88个环节，法定办理期限是587个工作日。

　　但2012年落户松江新城的万达广场，从企业提交设计方案到获准开工建设，耗时不过71个工作日。

　　万达不是个案。盛亚飞介绍，2012年松江开展产业项目行政审批改革试点，把629项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到区级审批349项、初审49项、备案48项，并编制了松江区行政审批目录。

　　项目开工前审批手续，原本没大半年搞不定，现在只用了32天。盛亚飞把这个归功于为“串联改并联”的扁平化审批流程改造：比如一个设计方案审核，共9项行政审批，设计方案报送进文件审查中心，所有部门均当天受理申请，在2个工作日内同步完成受理工作，在1—2个工作日内完成总体意见征询工作。

　　接下来，项目审批进入下一阶段，抗震、消防、雷击、交通影响等10个专项的评审、论证，共用12个工作日；从总体到分类的21项设计文件审查，耗时不过22天；规划许可证审批，用时2天；从施工监理合同备案、安全质量报监到施工许可证办理，3天3件事——办事人员说，项目文件简直是“飞一般”的速度在流转。

　　经过清理，剩下的绝大多数审批环节基层政府已无权削减。目前松江已实现行政审批“一口受理、一门办理、一站服务”，审批办理走向智能化。“电脑比人脑更讲规范和标准。产业审批项目哪个不符合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系统里设定的界线，在系统里就被卡死了，无法进入下一关。审批流程里每一环节办理时限做了明确规定后，哪个环节拖延了，都有迹可查，必须给出足够理由。效率自然会提高。”盛亚飞说。（姜泓冰 曹玲娟）

　　放权不等于放手不管

　　迟福林委员：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放”和“管”两个轮子都要圆，这样“车子”才跑得稳、跑得快

　　蔡达峰委员：以政府自身建设促进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多设路标，少设路障”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能否完成相关领域的改革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简政放权正是激发市场、社会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改革举措。”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分析。

　　我国经济转型到了重要节点。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传统工业化红利等正在衰减。“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对顺利实现增长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迟福林说。

　　社会转型也到了临界点。“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对于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到2020年初步形成橄榄型社会新格局具有决定性影响。”迟福林认为。

　　“国家治理转型也到了关键点。”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认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中，政府应当好改革的先行者，以改进自身的职业精神、权责关系和利益格局，保障行政体制改革、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等目标的实现。

　　“多设路标，少设路障”，一年间中央层面取消下放了300多项行政审批权，取消范围广、“含金量”较高，使企业投资自主权极大地提高。截至去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同比增长15.5％和9.3％。

　　打破利益藩篱，政府要放权，还要分权、限权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越往后难度越大。迟福林委员分析，改革难点在于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在于突破形形色色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关键是政府要放权，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环境。”

　　政府职能转变下一步从哪里破题？

　　迟福林说，目前亟须系统梳理政府审批事项，制定“负面清单”，实现市场主体“非禁即准”运行机制，实现行政体制改革质的突破。

　　迟福林认为，界定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走向负面清单管理是大势所趋。“应以负面清单管理倒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给企业创造明确的市场预期。中央政府要带头尽快制定和公布权力清单，最终把负面清单管理纳入行政许可法，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迟福林委员说，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需要有效的政府监管和法制基础，还需要发挥行业规范和各类中介组织的作用，形成市场经济良序运行的合力。建议尽快推动现有行业协会的“政会分开”、去行政化，支持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在自愿基础上联合建立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以承接政府更大程度下放的行业管理职能。

　　“放权”之外还要“分权”和“限权”，迟福林介绍，所谓“分权”，主要是优化权力结构，既要形成部门间合理的分权关系，又要形成中央地方合理的分权关系。所谓“限权”，重在限制不规范的政府权力，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让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有形之手”不越位不缺位，政府“瘦身”更要“健身”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诚信建设能否跟上？下放审批权，过剩产能会不会反弹？协调好“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考验政府的智慧。

　　迟福林表示：“有效的市场离不开有为的政府，脱离市场作用下的政府职能不可持续。”他说，政府应当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引导和规范市场行为，“放”和“管”两个轮子都要圆，这样车子才跑得稳、跑得快。

　　迟福林建议，建立公平竞争导向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宏观调控与行政审批职能严格分开；把地方政府由市场竞争主体转向公共服务主体作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政府在“瘦身”后，更要“健身”。蔡达峰委员建议，放权不等于“放手不管”，以政府自身建设促进行政体制改革，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努力走出一条以阳光政府带动廉洁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新路子。其中，廉洁高效意味着反腐将从治标走向治本，从偏重事前、事后管理向事中构建权力运行监督机制转变。

　　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构建服务型政府，“有形之手”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政府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加强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