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规’征收多，依‘法’征收少”——当前我国税法体系中，大量税收事务是由政府行政法规主导，除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外，绝大部分主体税种游离在人大立法之外。

　　面对“税收法定”的缺位，参加全国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呼吁，应尽早让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设立时间表。

　　“自己立条例，自己收费”——立法缺位加大征税随意性

　　２０１３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赵冬苓曾联合３１位代表提交《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引发舆论关注，今年她依然计划就“税收法定”提交议案。

　　“百姓对三公消费意见大，是因为都看得到，然而很多税的征收，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感受到。征收随意，钱花得也就随意。”赵冬苓说，“政府自己立条例，自己收费，涉及行政收费的乱象更多。必须要通过立法，避免收税的随意性。”

　　“‘税收法定’的含义是，税收的权力应当归于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落实，而不是行政来确定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表示，仅凭一个条例或暂行条例就向民众征税，已不合时宜。

　　“比如某项税率３％，领导一开口就变成５％。”湖北某地市一名地税干部对记者表示，地方征税大多依据政府条例，带来较大的人为干预空间。

　　“落实税收法定，是政府依法执政的重要表现。”全国人大代表、祐康集团董事长戴天荣认为，“税收法定”使公民和企业法人的经济生活有了稳定预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目前税收多、乱、杂的现状。“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纳税都更加明白。”

　　“没有时间表就等于没打算做”——“税收立法”应明确改革路径

　　“‘税收法定’既然已经提出，就必须要设定时间表。没有路线图和时间表，等于这件事情没打算做。”赵冬苓说，去年提交议案半年后，她得到了全国人大的回复，但立法的时间表仍没有明晰。

　　赵冬苓认为马上收回税收立法权不现实，希望能够在５年内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部分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而不是放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部分，这说明国家是从制度建设层面考虑这个问题，力度还是很大的。”

　　对于税收立法权如何回归人大，目前有两种路径：一是直接废止，即择机废止包含“设税授权”在内的“１９８５年授权决定”；二是间接收回，即尽快把现行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认为，完全重新立法设立税种，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成本，并不现实。应对现有税种和新设税种区别对待。

　　“凡是新增税种，都必须经过人大立法程序，并且广泛征求社会的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公众意愿。”赵冬苓同时建议，国务院修改现有税收暂行条例时，只能减税不能增税，不能扩大授权。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于国安认为，“税收法定”也应分类推进，比较成熟的行政法规，应尽快上升到法律层面；不成熟的，则仍先以国务院暂行条例等形式推进，待成熟后进入立法程序。

　　“收回设税权，人大要做什么”——建设税收法律制度体系是目标

　　３０年前，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人大立法条件不成熟等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先后在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５年授权国务院使其拥有税收设置的权力。

　　３０年来，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特别是立法制度的不断完善，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条件已经成熟。但要将人大授权国务院立法逐步回收到人大自身立法，转变绝非易事。

　　“收回设税权，人大还要做些什么？”赵冬苓建议，税收立法对人大自身能力提出很高要求，一方面人大应增加编制和专家数量，提高立法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应开门立法。“我们国家并不缺少专业人才，物权法就是很好的先例，这种方式能够解决立法机关力量不足的问题。”

　　不少代表委员指出，“税收法定”原则下，未来我国应构建一个以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法规为辅的新型税收法律体系，以此作为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规范政府权力的税收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的目标。

　　“虽然税收由人大立法过程会比较慢，以房产税为例，依据国务院条例推进可能进度会很快，但立法始终是不能绕过的程序。改革没有捷径可走。”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