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连日来，不管以什么话题开头，“中国农业的出路”都是农业界39组的政协委员们探讨的焦点。

　　粮食“十连增”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难度越来越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直言，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未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搞科研出身的彭于发并不讳言目前科技体制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科技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管理体制缺乏顶层设计，难以形成协同创新机制。再比如科技促进产业发展机制不健全，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不足。他建议，今后几年应该重点推进农业科研机制、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的农技推广缺乏激励，农技推广人员在职称评定、待遇等方面都缺少有效激励。”农业技术推广是农业科研成果到达农民手中所需要经历的中间环节，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农业科学院院长白先进认为，农技推广人员和科研人员不一样，只能凭职称获得相应待遇，但是目前具有高级职称的推广人员还很少。他说，农技推广人员有其特殊性，他们的大量时间都用在推广、培训农民，教农民采用新技术上了，相对搞创新的机会就少，发表高档次论文、出创新成果等要求更是难以达到。他建议，政府要重视这支基层一线的农技推广队伍，给予其必要的政策倾斜，提高他们的待遇。同时白先进还表示，在对农业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政策扶持上，不能全部扶持公司，既有的农业研发推广体系也不能放弃。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农林大学教授赖钟雄建议，有关部门的重大农业专项之间要做好协调，避免重复投入和重复建设；在原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加大农业产业资金投入力度，逐步整合各类专项、体系资源并理顺关系，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他特别强调，未来我国应该大力发展与推广现代农业新技术，包括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使之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拒绝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将会严重阻碍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