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村艺术家

　　本报记者 徐新芳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的著作《荣荣的东村》日前在国内出版，副标题是“中国实验艺术的瞬间”。回望中国前卫艺术的发展史，20年前那火光迸射的瞬间，正是转折的重要时刻。1993年前后，荣荣、左小祖咒、张洹、马六明、段英梅等人，在他们20多岁的年纪，偶然相聚在北京东边的大山庄，相互激发，仿照纽约东村，同时与北京圆明园的“西村”呼应，组成了北京“东村”艺术家群体，创造了一系列中国当代艺术的经典作品。

　　东村群体是通过行为艺术家和摄影家的密切协作形成的。荣荣从福建农村带着一台新买的相机来到北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搬了六七次家，积蓄几乎花光了，终于在1993年的2月28日，和初次来北京的妹妹搬进大山庄的新家，月租80元。因为平时忙于学习或者打工、帮报社拍照片，在东村住了5个月后，荣荣才在段英梅的介绍下，拍摄了左小祖咒，并渐渐认识了村中其他艺术家，进而形成了系统记录村中艺术家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拍我们，拍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所有‘流浪’的人。”

　　“从左小祖咒第一个拍起，然后我就知道身边有这些人，我从小段口中知道了很多人，比如张洹、马六明，她很认真地和我讲了他们的故事。我从妹妹口中知道两个男画家找过她，其实他们就在身边，当我去敲开他们门的时候，看到他们画室，一下子好像回到了我很远的那个梦。那么破败的村庄，但对我们来说是世外桃源，周围是垃圾厂，但是关上门是我们的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自由的天堂。”

　　这个充满垃圾和工业废品的地方，住着收废品的、民工、无业游民，以及穷困潦倒的诗人、摇滚歌手、美院毕业的学生、艺术家。除了房租便宜，“他(荣荣)和村里其他一些艺术家都充分意识到这个村子同‘天堂般的’北京闹市相比之下所具有的那种‘地狱般的’特质。”他们在毅然背弃原来的生活，将自己放逐到这个破败的家园之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他们的作品主要反映的是中国现阶段的变革，而不是历史的回忆。他们在北京——一个对变化中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状态最为敏感的中国城市——找到了这样的刺激。”

　　在东村艺术家群体的核心成员中，在湖北美院学油画的马六明，在学校中曾参与行为表演，毕业后在一家地方电子公司做了两个月就放弃，走上独立艺术家的道路，满怀抱负来到北京。同样是学油画出身的张洹，从河南来到北京，开始一系列行为艺术项目。段英梅因为持续不断的厌倦感，从一名大庆油田的技术员，变成东村这群人中“精力最充沛、最富有同情心并且个性笃实的一个”。荣荣在连续3年都未考上当地一所艺术学院后，偶然发现了摄影，然后在父亲承包的供销社中工作3年，换取3万块钱作为离开家的资本，到北京追寻艺术梦。他们当中有的是靠家里资助，有的靠打工，左小祖咒卖打口带，张洹画行画，以各种方式支撑自己的艺术创作。

　　但事情在1994年的6月发生了变化，马六明在自己的院子做一个行为艺术《芬·马六明的午餐》时，被公安局拘留，东村艺术家群体被迫离开东村。之后，他们散布在北京东边的不同地方，仍然以集体的方式进行创作。

　　荣荣回想起创作《原音》的情景说，“为什么叫《原音》这个题目，就是大家自由地表达。在当时背景下有这样一种爆发力，有这样一种创造力，我觉得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也有实验意义。在现场，宋东读一本无字的书，马六明喝了很多啤酒，然后憋了一泡尿，左小祖咒对夜空呐喊，我跟国外的一个艺术家合作，他拿着蜡烛，我在拍摄，用闪光灯近距离地拍摄，一直闪光，直到蜡烛灭了，但我相机里面没有装胶卷。每个人都有非常独特的表情，具有他的创造力，这在那个年代是最纯粹的。我们需要说出来这个声音，需要释放出来。因为那时候没有画廊，不可能有任何的收藏，也不可能涉及买卖，但是我们需要把心中这个东西说出来。”

　　通过摄影，东村艺术群体开始被国际艺术界所知，但这些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和所有权引发了成员之间的争议，大规模的协作渐渐停止，大家逐渐与“东村艺术家”身份疏离，各奔前程。荣荣回想起以前的事时，感慨昨天是回不去的。“回到东村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随着时间、环境、阅历、年龄都有变化，有的变化是往好的，有的创作很难超越当初。段英梅现在在德国，经常在全世界做行为表演，她在东村是不做行为艺术的，现在做行为艺术的只有她，很有意思。马六明画画，张洹在商业上非常成功。每个艺术家每个时期有他的关注点，有他的变化，有的是顺其自然的，有的是被外界所激化，比如商业或者画廊。我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和映里合作，做三影堂空间。我有我的方式，每个人都一样。”

　　巫鸿以荣荣镜头下的东村作为特定视角，串联起其《东村》系列的3组摄影作品：1993—1994年原生态环境中的东村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东村艺术家群体被迫解散后，1994—1998年继续的行为艺术项目；荣荣从《东村》到以后日子里的自摄像。这些作品将观者带回了大山庄。但实际上，大山庄在2003年就彻底消失了。荣荣在日记中写：我没想到，东村被规划为朝阳公园，东四环从东村横穿而过，把东村一分为二。

　　当再路过被商圈包围的麦子店时，荣荣感受到一种错觉，“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个黑色的年代，现在看这些照片，让人感到很压抑，确实那个年代有很多困境，也有很多快乐，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的承受力。我们在那时，可以说像过街老鼠一样。周围的人都会觉得你有病吧，说你拍这些东西干吗，你们是不是在吸毒？哪能吸毒，房租都交不起。我回忆东村那段时光，和这些人相处是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期，也是艺术历程里非常重要的转折期，导致我们非常怀念那个年代。上个月在香港和马六明一起喝酒，谈论以前的事情，大家都很忙，当然不像20年前那样亲密无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