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不一定是贪官但更容易变成贪官”

　　裸官

　　这个词最早出现于2008年，首创者为安徽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

　　2008年6月22日，新华社经授权发布中国第一个“五年反腐规划”。时隔十日，周蓬安发表博文《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将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的人称为“裸体做官”。此词经网络发酵后被简化为“裸官”。

　　在公众语境中，“裸官”一词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

　　周蓬安认为，“裸官”较一般官员更容易成为贪官，理由有四： 一是“裸官”亲属移居境外后，庞大的开支仅靠官员工资肯定供不起，因此需要吃“夜草”；二是“裸官”远离配偶，更易包养情妇、情夫，而包养情妇、情夫的官员，不是贪官几乎没有可能；三是“裸官”因为一人在国内，将贪腐的资金转移境外感到更安全，也更容易操作；四是即使遭到查处也没有被抄得倾家荡产，最终“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广东数百“裸官”被调岗，“裸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裸官”一词的首创者———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安徽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

　　成都商报记者：关于这一次“裸官调岗”，您怎么看？

　　周蓬安：早在今年3月份，就有媒体报道了广东多地调整“裸官”职位，某市多名担任正职的处级干部因此被撤职。

　　毫无疑问，广东辞退“裸官”，对那些非贪“裸官”的影响，就是将丢“乌纱帽”；而对那些有腐败行为的“裸官”，威慑力就更大了。

　　其实，“裸官”不一定就是贪官，在目前法律体系下，他们的子女配偶也有权利移居国外。但如果在干部管理方面基于防范风险方面考虑，明文规定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不得移居境外，把丑话说在前面，就不会引起社会的误会。

　　成都商报记者：当时您怎么想到提出“裸官”这个词？

　　周蓬安：当时，我对官员在国内做官而把子女、财产送到国外去，观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应该用一个抓眼球的词汇让大家予以重视，就想到这个词。实际上，我当时的完整提法是“裸体官员”，就是指毫无牵挂地做官，中国人习惯于简化，就把这个词简化成了“裸官”，后来便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现在加大了对“裸官”的打击力度，您怎么看？

　　周蓬安：对于那些子女在国外留学、配偶在国外的官员，担任一般的公务员，比如科员之类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要当领导干部的话，就不太合适了。

　　我当时提出这个“裸体官员”是比较中性的，我说“裸官不一定是贪官”，但我同时也提到“裸官更容易变成贪官”。

　　成都商报记者：在您看来，哪种官员是“裸官”呢？

　　周蓬安：我最开始提出“裸体做官”时，是将那些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的人称为“裸体做官”。而今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

　　这个规定中对“裸官”的定义比我当初下的定义范围要小一些。

　　成都商报记者：在整治“裸官”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周蓬安：一个是，我认为“裸官”不应该担任领导职务，最多可以担任一般的公职人员。其实我当时说，老婆孩子都在外面的，不管你是定居还是没定居，都存在一个出逃的机会。因为你定居不定居，国内是不知道的，所以，老婆孩子都在国外的，是需要防范的。还有就是，有的老婆和老公已经离婚了，可能有一些是假离婚，这就应该作为一个重点来防范。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推行“阳光法案”。成都商报记者 余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