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启动的分税制改革迎来20周年之际，中国开启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案》，会议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把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

　　根据方案，未来财税改革的重点是三个方面，分别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间财政关系；同时提出，在2016年基本完成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中位置居前的重头戏——财税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新一轮深化推进的序幕。

　　以财税改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1994年开始，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已经走过整整20年。

　　“分税制改革的背景，主要是由于中央实施改革开放的财力不足，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分税制改革建立了适应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调动了各方积极性，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财政宏观调控机制不断完善，对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对外开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博导王长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肯定了分税制改革的成就，但同时表示，改革实施近20年来，随着地方事权不断扩大，逐渐积累形成今天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事权不均衡的局面。

　　王长江认为，这种不均衡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导致地方政府形象下降。

　　“地方政府为了完成需要承担的事权，不得不增加财政外收支，加重企业、社会负担，还可能导致腐败滋生。土地财政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为了弥补地方财政收入不足，中央允许地方将土地出让金归地方财政所有，这直接催生了土地财政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王长江说。

　　他认为，以分税制为重点，从财税体制改革入手，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新一轮改革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对此，7月3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阐述了此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政策上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

　　楼继伟更进一步拿1994年分税制改革做对比：如果1994年财税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框架，那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基础，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统筹协调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贾康表示，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建立现代市场体系，而现代财政制度是这两者的支撑和基础。从这三者的逻辑联接上来看，抓住财税体制改革这个“重头戏”，推动配套改革和制度建设，也体现出高层彻底改革和攻坚克难的决心。

　　改革背后凝聚委员智慧

　　作为国内著名的财税问题专家，自2008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贾康每年的提案都包括财税改革方面的问题。

　　对此轮改革三个重点———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间财政关系，贾康都有过相关的提案。“财税体制是我关注研究的重点，每年两会提案的侧重点都会不同，主要根据改革进程、经济形势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内容。”贾康表示。

　　很多民生大事、重大经济政策出台的背后，都有政协委员持续不断的建言和推动。作为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近几年，财税改革一直是每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尤其是在经济学家云集的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很多委员的提案、大会发言等往往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有25名委员联名建议“中国应结构性减税为企业减负”；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一下子提交了“完善分税制”等4个提案；在众多涉及减税的提案和建议中，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李剑阁的《减税是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当务之急》提案，被誉为此次两会“最有分量的提案”，引起广泛关注。

　　2013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贾康等呼吁“财税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因此，在2014年两会上，财税改革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在2014年两会期间，涉及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提案380件，主要建议有：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系，加快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规范举债融资制度，防控化解地方债务性风险，推进营改增、房地产税、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改革等。

　　财税改革牵一发动全身

　　“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财税体制改革不是短期之举，而是长期的系统改革。”王长江说。

　　贾康也认为，财税改革牵一发动全身，整体方案出台后，还需要一揽子的配套细则。

　　“此轮改革中，‘营改增’改革已经启动。营业税可以说是地方唯一的主体税种，‘营改增’后按现行体制75%划归中央，显然不行，中央与地方之间财力分配要重新作出整体设计，需要想方设法打造地方税体系，因此，‘营改增’将倒逼财税体制配套改革。”贾康表示。

　　他认为，随着营改增推进，原来百分之百归中央的消费税可能要让出一部分给地方。“消费税改革中，会调整一些税目，然后把一部分税目征收从生产、批发环节改到零售环节，交给地方，这是其方案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贾康表示，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激励地方政府大搞招商引资办企业，而会让地方政府更加关心辖区内的公共服务与市场环境建设，促使市场购销两旺，而同时地方政府过日子增加了一个新的财力来源。

　　对此轮改革重点之一的预算管理改革，贾康认为，地方债阳光化以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在《预算法》修订时应该有所表述或作出呼应；转移支付也需要改进，应提升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专项转移支付要尽可能整合减并，其比重要往下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应再附加条件要地方配套，那实际上是逼着地方特别是欠发达的地方弄虚作假，是政府公权体系运作的一种扭曲，会把局面弄得更加紊乱，不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贾康表示。

　　在贾康看来，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一个重要的条件，也是财税改革配套体系的一部分是构建信息系统。

　　“如果各个掌握信息的主体，还是倾向于把信息控制在孤岛状态，谁都不愿意与其他部门分享，以求表现自己的独特价值。比如不动产信息，现在还没有实现联网和全面反映，信息呈碎片化状态，谈何房地产调控科学决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贾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