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卫计委发布两份征求意见稿，对二级、三级综合医院服务能力提出明确标准，在这个周末引起医学界内部的强烈反响。医生们的“吐槽”集中在标准中对于住院患者死亡率的规定，认为这么做可能会引致医院不敢接收危重患者、收治无需入院的轻症患者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有市民有同样的担心，也有市民认为，定下客观标准或能使医院、医生更尽心尽力救治病人。（7月27日《广州日报》）

　　从医学严谨的角度出发，“死亡率”充其量也只是评价能力的弱关联参考因素之一，而且前提是有可比性。如，同一类别的病人、差不多的病患程度，手术或者住院死亡率，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院和医生在某些治疗领域能力的高下。但是，“住院死亡率”与“手术死亡率”，却是一个大的概念，很笼统，无法区分医院之间的种种差异，作出公平的比较，作为判断服务能力本身就欠科学。

　　尽管征求意见稿称，客观数据来源于《二、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线调查》，但是，所取得的数据想必是基于各医院各类数据的统计之上，对数据进行评定，在区间内选定一个标准。不否认这些数据的真实性，但是这数据因为缺少可比性的前提，使得制定的统一标准本身没有任何科学性。

　　尤其是当下的医疗资源呈现倒金字塔配置结构，危重病人向大医院集中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危重病人“死”在哪里并不具备随机特性。这意味着，医院越大，患者“住院死亡”、“手术死亡”可能性也就越大。换言之，即便是同样的三级医院，在不同的区域内，如省级与市级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这个结果是医疗资源越雄厚、医疗水平越高的医院，相关的死亡率就越高。那么，如果拿它作了判断的标准，岂不是同民间对医疗质量的感性判断相悖吗？

　　更关键的是，患者在医疗中死亡本不可避免的，是不可逆的自然规律，也是医疗与生俱来的部分，相当部分与医疗技术与能力没有关系。所以，相关“死亡率”是不宜作为衡量医院与医生能力与水平的直接标准。相反，这些数据指标化所具有的导向作用，尤其是作为了医院评级的刚性依据，实质上会使得本是临床正常死亡的因素，变成了一种确切的“医疗风险”，在医疗中作出人为选择进行有效规避。

　　比如，不敢收过多危重病人，或者把危重病人留在急诊留观室治疗，或者收治本不需入院的常见病患者来“稀释”死亡率等等，业内的这些担忧不是多余的。毫无疑问，这会对医疗伦理、医德医风以及正常的医疗秩序，造成很严重的负影响。医疗的特殊性和行业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决定了不是所有的能力都能够用客观数据能够进行衡量，相反制定评价指标的目的是促进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指标是手段而非目的。如果，不从目的出发，不考虑医疗的实际，一味的指标化，很有可能就是“唯数据”的教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