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震在微信朋友圈发表声明称，将放弃硕士研究生导师职务，将以众筹的方式开办私塾书院。8月30日，黄震表示，停带硕士研究生后，将探索以众筹方式建立私塾，用于进行纯粹学术的探索。“其实是对教育模式的一种探索。” 黄震希望各方能对不同意见和做法多一些宽容和包容，允许试错探索。黄震在声明中还提到，如果今后仍有学生希望能师从于他，可考虑他即将开班的私塾书院，“行跪拜之礼，且与其父母签约，方得入门。”（8月31日《新京报》）

　　历来之于大学教授的辞职行为，总难免给人以突破现有高校行政化体制的印象。黄震请辞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职务，同样不例外。这个标签，也是一部分支持者的最大理由。但也不乏质疑者指出，仍留任高校职务的黄震，私自创办私塾，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行跪拜礼”的要求是否有重蹈封建教育弊端之嫌？种种支持与质疑或都有其理，但细究起来，黄震的这项个人抉择，真正值得关注之处，或在这些标签与细节之外。

　　一方面，正如黄震个人所坦陈的：确实感到这些年来学术环境和学风变化很大，有些学生求学态度有些浮躁。另外，每年都要带十几个学生，确实有些累，不能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不愿误人子弟。关于现有研究生教育的弊病，“一个研究生导师带三四十个研究生”的传闻，早已非新闻，其所反映的当下研究生教育的弊端与水分亦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黄震请辞导师职务，个中所蕴含的对现有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挣脱意味，确实不容否认。

　　但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夸大“众筹创办私塾”对于大学体制的反叛立场，则未免是一种想当然，也不利于真正还原这种行为的真正价值。首先，黄震创办私塾的想法，早在20多年前自己上研究生时就已经萌发，以此而言，它更像是一次自我的圆梦。

　　其次，黄震采取的是以众筹的方式来办私塾，也即是说，它离不开当下互联网金融的大背景。而这与其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的身份显然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自身学术行为的一种延伸。众筹办私塾究竟能走多远，尚需观望，但互联网web2.0时代的来临，对于各个领域的颠覆与变革正在现实地发生，教育行业同样不可能例外。置于这种大背景下，黄震的行为被视为是互联网背景下教育方式的一种探索，可能更为客观。

　　还应看到，以往提到现代形式的私塾教育，多见的都属于国学教育，且由于其中被扭曲案例的大量存在，而屡遭诟病。但黄震有着法学和经济学背景，与国学私塾显然大为不同。如果仍以过往的经历来审视他的众筹私塾，难免存在偏见。

　　至于“行跪拜之礼，且与其父母签约，方得入门”的规定，或也不必过于担心。严格说来，这里所谓的“私塾”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传承，其实更相当于“私人定制式”的个性化教育，有别于高校教育中的“大锅饭”；而“行跪拜礼”似乎值得商榷，但在我看来，也仍只是符号意义大于实际内涵，更多可能是一种营销的噱头，将之与封建教育类比，或存在夸大。

　　因此，黄震的行为首先应被视为是一种自我探索的圆梦或说创业，其次，更应看到这种探索是发轫于研究生教育屡遭诟病，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时代下的一种创新。它以“先行者”的姿态说明，借助互联网的影响，从国外的公开课，到众筹办私塾，教育的形式正在或将经历更大的变革与创新，传统的高校教育如何抓紧或迎战这样的机遇与挑战，已经是一道需要严肃应对的课题。

　　当然，黄震请辞研究生导师，但并未完全辞去高校的工作，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仍有待观察；而这种不授学历的私人定制式教育究竟能获得多少学子的响应和市场号召力，也需时间来给出答案。但在之前，面对这样的个人化选择，作为围观者确实既没必要夸大其对于体制的逆反一面和对教育创新的整体意义，但也无需对于个中可能存在的弊端而予以“棒杀”，毕竟，在沉寂化的高校体制下，这样的个体选择，其“探索”价值仍不应该被否定。（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