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担保降低了银行贷款的风险，使得银行越发不愿意对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贷款。

　　最近国务院又召开常务会议，讨论了十条建议来减轻中小企业融资难，可见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中小企业可抵押资产少，经营风险大，道德风险高，所以金融机构不愿贷款给它们，这是一种市场行为。即便是在欧美发达国家，银行愿意面对的优质客户，仍然是大企业，他们的中小企业也有融资难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中国的资金价格是受到管制的。

　　发达国家的金融中介，可以自行制定与客户风险相匹配的贷款利息率。从而使得小企业也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金融支持，只要它愿意承受风险溢价的高利息。但是中国的银行贷款利息，基本是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的。面对风险很大的中小企业，银行既然不能通过提高风险溢价来覆盖可能出现的亏损，当然就会减少放贷的冲动。反过来，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反而由此受累，得不到发展。

　　由此可见，想要彻底解决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即便我们彻底改革现有的金融体制。而一定程度上缓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则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们现在一提起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想到了应该管制高利贷，降低融资的成本。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中国的金融成本实际上是全世界最低的。老百姓存款利息才比通货膨胀率高了那么一点点，如何才能继续减少融资成本呢?再说，一个企业的产品定价并非总是和成本线性相关的，最近我国开始查处国际汽车厂家在中国的垄断行为，就导致了这些厂家在中国的产品价格下降，否则，它们仍然会把在德国卖30万(人民币)的宝马车在中国卖60万(人民币)。中国的银行家们也不会因为存款揽息低而降低放贷的利息，只要他们的贷款还供不应求。所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主要手段不是降低现有银行的资金成本，而是增加总的资金供给量。

　　那么如何才能增加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量呢?看看去年播放的《温州一家人》就可以知道，温州人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民间借贷。如果阿雨得不到朋友的借贷，那么她的马赛中餐馆就不能那么快地开张。所以面对浙江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我们需要反省：究竟是管制它的高利率有利于中小企业呢?还是保护放贷人的利益有利于借贷人?中国的媒体报道多数集中于借了高利贷的企业濒临破产的悲惨境遇，但是却忘记思考一下：如果这些借入高利贷的中小企业不接受高利贷，是不是会生存得更好?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借入高利贷是他们的自愿行为，自愿说明他们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如果中国的法院能够更加好地保护出借人的利益，那么资金的供给者会更加大胆地出借资金，供给增加，资金的价格反而会下降。保护高利贷才会消灭高利贷。这就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金融逻辑。

　　其次是，中国的政府担保在经济生活中处处皆是，降低了银行贷款的风险，使得银行越发不愿意对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贷款。

　　政府担保的借款是金融市场中风险最小的项目，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都是银行趋之若鹜的放贷对象。有一位银行朋友在酒桌上对我说：你当我傻吗?马云赚的再多也和我没关系，我就赚那么几个点的利差，为啥不贷给政府呢?由此可见，在政府担保过多介入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扩大了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成本，削弱了金融机构贷款给中小企业的内在激励。

　　很多人抱有的一个思维误区在于：看到了高利率就希望通过政府担保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而我的政策建议却恰恰相反，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和法制制度的维护，对于直接或者间接的政府担保，应该慢慢地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