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许善达

　　利用好政协这个平台，把握好每一个选题，认真参加每一次调研，写好每一件提案，让自己的每一个建议都能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这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2008年到2012年，我作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融入了政协这个大家庭。这五年，是我比较忙碌的五年，也是大有收获的五年。现在回想起来，有三件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用事实说话

　　2008年3月，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当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将CPI上涨指标控制在3％以下。我知道这个数据和政策来自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国内外形势来看，这个政策没有错，但是就在那年的12月底，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世界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释放流动性，呈现出流动性严重不足的形势。我注意到这个非同小可的变化，并很快判断这个变化必将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形势，如果我们还坚持2007年第四季度世界流动性过剩、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判断，我们的货币政策会发生较大偏差。而且从广东、浙江已经传来一些外贸出口企业订单减少的信息。我感觉，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世界货币形势变化前的政策，显然不妥。

　　因此，我在那年两会的小组发言中提醒有关部门要关注世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流动性已经从过剩转变为不足的变化，建议货币以及整体经济政策应该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已经出现的新动向而调整，从紧的货币政策需要根据新形势调整。我的这个意见没有引起很多反应，但没想到，得到了一些强烈的反对之声。

　　全国两会之后，我依然在各种场合反复谈这个问题。在5月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我说:2006年的时候，政府说要将CPI控制在1％以下，实际达到了3％，2007年指标定在了3％，结果达到了5％，今年又提出控制在3％以下，现在前4个月的CPI都在5％以上，要达到3％的目标，后8个月就要把CPI控制在2％以下，这个目标可能实现吗？跟百姓利益如此息息相关的数据，总是目标与实际不符，会损害老百姓对政府的公信力。这一次，赞成的意见多了，但反对的声音依然强烈。

　　在随后进行的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与总理的对话会上，我再次重申建议调整从紧货币政策，特别是放弃作为从紧货币政策标志的CPI3％的目标。其实当时我自己心里也不知道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委会有何反应。出乎我的预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我发言后插话说:“我收到了发改委的一个报告，他们预计全年的CPI是6.5％。”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插话中也表示人民银行正在写一个报告，他们预测的CPI数据是在6.5％－7％之间。

　　这两个权威部门提出的数据，有力地证明了我的论断，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在发言中也放弃了坚持从紧货币政策以及CPI3％目标的意见。7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从紧的货币及总体经济政策。我坚持不懈的谏言在国家重大政策转折关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件事发生在我当全国政协委员的第一年，是我第一次重要的履职经历。我体会到政协作为建言献策的平台是可以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发挥作用的。做政协委员要认真履职也是不容易的。

　　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减税

　　税收和每个人的利益都密切相关，因此，似乎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都会影响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个利益群体。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我给自己的答案是:一定要从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主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即使所提的建议确实有利于一个群体，也一定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从2009年开始，我开始推动中小企业的减税。

　　当时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高达6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身的税负较重，九成被调查企业认为结构性减税不到位。那么，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来解决中小企业税负过重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虽然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税收总是以冷冰冰的数字呈现，看上去深奥而枯燥，但中国百姓还是看明白了一个简单的数据对比:2011年中国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人民币，同比增22.6％。同期，中国GDP的增速则为9.2％。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态势为政府执行结构性减税提供了资源，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应该投入资源，减轻中小企业税负。

　　从2011年开始，我在全国多个地方围绕中小企业税负问题展开调研，并连续几年递交相关提案，在全国两会的小组讨论、大会发言以及平时的座谈会等场合，也多次提出为中小企业减税的建议。2012年，中小企业的结构性减税迈开脚步:1月1日起，“营改增”在上海市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实施试点，并渐次扩大到北京、江苏、安徽等9个省、市。2013年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在其余22个省、区、市全面推行。其他减税政策也让中小企业获益匪浅:销售额(营业额)不超过2万元小微企业从2013年8月1日起免交增值税和营业税，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得到实惠，直接关系到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从总量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的转变来看，2014年结构性减税力度会越来越大。“营改增”在2014年将继续释放改革红利，资源税和消费税改革在2014年也可能真正启动。但总体来说，呼吁中小企业减税难度不小。政协此类提案不少，落实不易。一方面，提案人(包括我在内)毕竟只是从某一角度出发，不易做到全面深入；另一方面，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或者提交文字提案对有关部门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但是利用好政协这个平台，把握好每一个选题，认真参加每一次调研，写好每一件提案，让自己的每一个建议都能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这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尽快启动房地产税立法

　　这两年，我一直关注房产税的问题。可以说，从一开始，我就对这一税种的出台持反对意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三年，上海迄今未公布关于房产税试点的统计数据，也未发布关于房产税试点的任何总结报告。重庆的房产税试点，虽然重庆市政府曾宣称效果非常好，但三年过去了，重庆市不但不扩大征收范围，反而每年提高征收门槛，缩小征收范围。这两个城市对房产税试点的态度很难令人认为房产税试点成功。

　　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动房地产税立法。此后，我积极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启动“房地产税”立法准备工作。主张在停止房产税试点的前提下，在“房地产税”未完成立法程序之前，对高档住宅在销售环节开征消费税，税率和征收标准均由地方政府自主决定，税收收入归地方所有。这样一方面能健全地方政府税收体系，另一方面在交易环节征收，可以大大节约征收成本和难度，提高征收效率。最重要的是对高档住宅在销售环节征收消费税，这可以使政府和住房所有者之间处于“增量分享”的和谐关系，而不再是“零和博弈”的对立关系。

　　如今，虽然我已经不再是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了，但无论是我的人还是我的心，都从来没有离开过政协这个组织。只要全国政协机关有需求，无论是座谈会还是出差调研，我都积极参与，有时写发言稿、研究调研内容甚至会忙到深夜。有朋友笑言我这是“多管闲事”，我告诉他们:我对政协有很深的感情，我爱这个组织，因此这个“闲事”还是要继续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