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荣幸地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从二届全国政协开始到九届全国政协，从委员、常委、副秘书长到副主席，我与人民政协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联系，经历过人民政协的坎坷与辉煌，见证了人民政协的成长与发展，所以说，我对人民政协的深厚感情是不言而喻的。

　　50多年沧桑巨变，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协工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这50多年变化的亲历者，我感到，人民政协工作始终是围绕大局，围绕着国家的中心工作在开展工作。我在参与政协工作的这几十年，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政协就像一所大学校，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政协是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的地方，是发扬民主、鼓励人们畅所欲言的地方；政协所做的工作始终是围绕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政协委员们的建议献策，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减少失误，少走弯路，因此我们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文革”结束、全国政协恢复工作以来的20多年中，政协委员们的参政议政热情空前高涨，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和科学的态度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在全国政协的大小会议上，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坦率地发表意见和建议。我参与过专题调研并留有较深印象的如20世纪80年代，海南洋浦出让土地在社会上引起的“是否出卖主权”问题的争论；90年代关于三峡工程是否应该上马问题的讨论；以及近些年由于信用缺失引起的关于诚信问题的讨论。在九届五次政协大会上，我和胡启立、林毅夫同志作了一个联合发言，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等等。这些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政协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研讨，并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

　　全国工商联是全国政协的组成单位，我于1952年参与了筹备成立全国工商联的工作，并于1956年调入全国工商联，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席，又在1993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席直到2002年卸任。工商联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围绕政协的中心工作在开展工作，从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工商企业界的桥梁和纽带，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中共十六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岗位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现在，非公经济的发展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人们对非公经济的贡献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这也是与全国工商联发挥的作用和非公经济人士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作者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工商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