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接参加政协是从1978年第五届全国政协开始的。粉碎“四人帮”后政协恢复活动，委员由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组成，有许多都是在“四人帮”肆虐时的受迫害人士。大家踊跃发言为拨乱反正提建议，还纷纷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决心，一派新生气象。我当时在委员中算年纪较轻的。上海市的全国政协委员去北京开会是坐火车去的，路上需要20小时左右，随行的工作人员很少，于是我和另一位阮雪榆委员就临时负担起照顾上年纪委员的义务，帮助拿行李，照顾上下车，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

　　上世纪90年代，我又被推荐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93年，我参加了八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大会，我的老伴胡和生也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我们两人分属教育一组和教育二组，我担任教育一组的召集人。

　　随着政协工作越来越活跃，对政协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抓住各个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就教育组而言，先后就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教师队伍的断层现象、重视基础研究、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的讨论，我们的工作方式往往是先在小组里进行一般性讨论，领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常委会工作报告的精神，委员们同时也提出当前工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由于委员们都来自教育工作的第一线，对教育工作的规律和实际情况有深入的理解，发言的水平一般都很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心议题和多项提案，不但对实际情况有深刻的分析，而且对解决办法也提出了有效的倡议，从而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八届后期到九届，政协大会中还有一项特别的活动。在政协大会开幕后、人大会议进入讨论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到各界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为此，我们教育组举行联席会议，准备了有分量的发言，好使领导同志更深入地了解实际情况和委员们的建议。举例来说，关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过低的问题，几乎是每次会议的主题之一，通过和领导同志的直接交流，委员们了解到“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财政收入增长跟不上GDP的增长”等问题，困难的确很大。大家运用集体智慧建言献策，促成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应快于财政收入，吸收各方面的力量投资兴办教育等解决的途径。

　　政协是一所大学校，我和夫人胡和生都有幸担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活动成为我们一生经历中很重要的部分。（作者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