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选辑》创刊之际，正是三年经济困难之时。因为副食品奇缺，连摇笔杆的文人也感到每月定量的粮食不够吃，然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依然在紧张而认真地工作。每年规定出版8辑的任务，基本上能够按期完成。不论是组稿、审稿、文字加工，都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讨论问题时，大家仍然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暇时聊天，也有说有笑。这种和谐的、活跃的氛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物质生活困难的压力，而且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如何的充实。我想之所以能有那样一个工作环境和生动活泼的局面，显然是和周恩来1959年4月在茶话会上讲话精神的鼓舞分不开的，也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各位领导认真落实周恩来讲话精神的结果。

　　《文史资料选辑》对所有来稿，不论是约稿还是投稿，都及时处理，从不延搁。特别是处理稿酬，还有一个不同于一般出版社的特殊规定。一般出版社对于来稿即使采用，也须在出版之后方能付给稿酬，不予采用的则概予退还。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开展工作之初，为了提高各方面人士撰写文史资料的积极性，不仅对于可以入选的来稿及时核发稿酬，即使内容无甚可取的来稿也从不退还，而是酌给少量笔墨费，以资鼓励。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对于撰稿者劳动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处理有利于广泛开辟稿源。这从文史资料工作开展后各方面人士投稿之踊跃、存稿数量之多即可看出。

　　《文史资料选辑》当时是内部刊物，订阅者不但要限制级别，而且要凭县级以上领导机关的公函办理订阅手续。每辑发行8000份，然而总是供不应求，不断有机关和个人要求订阅，它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主要原因是通过这个刊物可以了解到在一般书刊中所了解不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历史知识。当然，那时在“左”的思潮弥漫全国的情况之下，也有些人对《文史资料选辑》发表战犯的回忆文章、民族工商业者的创业发家史料以及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内幕等表示疑惑甚至反感。这里我想起1964年冬天在山西昔阳县参加“四清”运动时的一件事：那时晋中地区有一位县委书记犯了错误，受到处分。其错误思想表现之一，就是经常看《文史资料选辑》。当时听到这个情况，我内心很不平静。暗想：文史资料也会使人犯错误吗？到了“文革”时期，我的一条“罪状”，也是利用出版《文史资料选辑》大放“毒草”，为“牛鬼蛇神”提供宣传阵地。不过在叫嚷了一阵之后，也就不再提了，我想也许是造反派查阅了书稿档案，知道是周恩来指示的缘故。至于我保存的那一套《文史资料选辑》在抄家时被没收了，然而奇怪的就是这些把《文史资料选辑》诬称为“大毒草”的造反派，却在津津有味地逐册逐篇看那些被他们抄去的“大毒草”。

      （作者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版文章摘自《人民政协纪事》，《纵横春秋五十年》，刊登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