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88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常委,那时是第七届,然后第八、九、十、十一届，可以说是一名老委员了。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必须要关心全局性的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具体作为文艺界别的委员，由于文艺方面的事情关系我的本行，且虽非选举产生也还是这个领域的一名代表，更多注意并思考文艺界的事应该是我的职责。1988年我还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任内，当时正负责筹备第五次文代会。记得就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期间便应文艺界委员们要求，举行了一次关于文代会筹备工作的专题座谈会，由我主讲介绍情况并回答提问听取意见。会开得很好，座谈结束后，那时的老委员、戏剧界前辈张庚同志称赞了我的情况介绍，认为使得他对即将召开的五次文代会“有了清楚的认识”。是全国政协开会才给了我这个和文艺界的那么多重要人士为文代会的顺利召开沟通看法的难得机会，实际成为文代会前和全国文艺界的首次“通气会”，也成了我这个政协新委员的“亮相”，并是否也能算作把党中央当时准备即将在文艺界进行的一项重大活动提前和文艺界部分代表人物开展了一次“政治协商”呢？我想这对那一年顺利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是产生了好作用的。对这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因为我乃是这样开始我的政协委员活动的。也许可以说，这种“联系实际”的活动方式也成了我这十多年来作为政协委员履行自己职责的主要模式和所关注问题的来源和依据。

　　能够记得的十多年来在政协我主动介入或积极参与的较有影响的活动，大约还可以提到下面这件。

　　八届一次会议时几位中央领导曾一同来到文艺界联组和委员们见面座谈，大家都抢着发言。那时中央乐团首席指挥、老友李德伦托我有机会向党中央反映有关某公司拟赞助经费困窘的中央乐团，条件是需附加公司名称在乐团名称之前，实际成了乐团改名的事，请求领导同志予以关注干预。我和中央乐团团长严良堃委员抓住这个机会讲了音乐界困难处境，提出了“救救中央乐团”的呼吁，引起了中央领导的严重关注，马上发表了意见，立即就请有关部门同志对此事加以了解处理，并就支持严肃、高雅音乐问题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这成了轰动音乐界的特大事件，为改善当时在一些低俗流行音乐浪潮冲击下的严肃、高雅音乐尤其是交响乐的困境起了巨大作用，说这影响实际上持续至今也毫不过分。

　　国家形势和世界形势都发展很快，我想，我这个老委员也得要继续学习，紧跟时代的步伐，尽可能再多做些对文艺、对教育、对国家和社会都有益的工作。

　　（作者为第七、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