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今日表示，中国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贫困程度还比较深，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一些地方还面临着吃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贷款等诸多困难。按照国家的标准，到2013年底还有82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参考国际标准，还有两亿多人。（10月14日《中国新闻网》）

　　贫困标准是一个刚性的红线，扶贫标准越低则贫困人数越少，纳入扶贫范围的群体面也就越窄；反之，标准线越高则贫困人数越多，受惠于政策者也就越众。比如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更多低收入人口将纳入扶贫范围。而这一标准在2007年时，是“绝对贫困标准年人均收入低于785元，按低收入标准年人均收入低于1067元”。

　　与此同时，即便扶贫标准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却依然不足世界银行标准的一半。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社科院当年发布的人权蓝皮书认为，中国应当将贫困线标准提高到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25美元的标准，那么扶贫对象将会扩大到1.5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扶贫标准只有世界银行标准的一半，无以达到国际标准也就是世界平均水平，意味着扶贫政策的成色不足，一方面既有的扶贫人员无以得更多的扶持与救助，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人员被排除在政策的门槛之外。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扶贫标准过低而物价又上涨过快，使得扶贫政策的兜底作用没有得到发挥，被扶贫者总是在贫困与脱贫的线上游走，抗风险能力极差，今天可能已然脱贫，到了明天又可能成为贫困者。曾有人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一个贫困家庭因为所养的猪生病而死亡，造成了一千多元的损失，使得预期的收入没有实现，于是便由预计中的脱贫者继续成为贫困者。由此也不难看出，贫困标准的过低让贫困致富存在着极大的变数。

　　更重要的是，贫困线的高低其实也意味着公共责任的大小，以及所面临的任务的艰巨状况。如果扶贫成为一个刚性的任务，那么调整其标准也就面临着很大的阻力，而“中国特色”的理由也会让“国家标准”始终难以调整，更别说对接近甚至超过国际标准。同时，贫困标准的调整也意味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甚至影响整个国民收入水平的调整，可以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联性，自然让决策者心生顾忌，并保持谨慎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在努力实现国家标准的同时，能够正视国际标准的存在，并承认其所存在的差距，无疑是理念的巨大进步，也让“以人为本”更具有成色。此意味着，公共政策已然意识到扶贫标准过低，无法让扶贫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无助于更好的解决和改善贫困者们的生活状况。只有真正认识到标准的重要性，才能在差距中找到动力，采取更为有效的扶贫措施，而不削足适履式的倒置式扶贫。当扶贫标准成为公共责任标准的试纸后，才能成为民生之福和社会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