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8日，朝鲜战争交战双方联络官在开城来凤庄第一次会晤，为谈判举行预备会议。我方出席的是朝鲜人民军的张春山（右三）和志愿军的柴成文（右四）。

　　抗美援朝期间，朝鲜的开城不仅是我方谈判代表团首脑的驻地和前敌指挥所，也是我谈判代表团与北京、平壤保持联系的联络站，而双方的谈判最初也是在开城的来凤庄举行的（3个多月后，迁至板门店）。来凤庄位于开城西北，原来是一个大人参主的庄院。整个建筑具朝鲜民族风格，碧瓦飞檐，萧墙粉壁，院内还有花坛、古松、水池、垂柳，景色宜人。在那炮火连天、满目疮痍的战争年代，来凤庄的确是一个“世外桃源”。

　　1951年7月8日，交战双方联络官在来凤庄举行预备会议，7月10日谈判正式开始。双方谈判的会场设在庄院厢房的厅堂里。中间摆一张长桌，双方代表南北对坐，后边再摆长桌，供参谋助理人员使用。这一摆坐的方式一直沿用到板门店的谈判帐篷里。不过，来凤庄的和平环境及幽雅的园林丝毫没有给停战谈判带来平和的气氛。从一开始，双方的斗争就十分激烈。这在一些具体安排上也反映出来。

　　摆旗事件

　　根据协议，美方代表前来会场时吉普车上悬挂白旗。这一安排被我方的一位记者说成是“打着白旗前来投降”。其实，这完全是对“白旗”的误解，按照国际惯例，白旗只代表“休战”，而没有“投降”的含义。而在朝鲜停战谈判中，也不存在谁投降谁的问题。实际上，我方代表乘坐的汽车由平壤前来开城时，为了安全起见，车上也盖了白旗。美方认为，“白旗”的说法让他们“受到了侮辱”，又说沿途及休息场所我警卫森严，也使他们感到了压力。因此，第一天会议之后，美方提出要“改变开城的谈判环境”。

　　开会的第一天，双方代表一进会场，美方人员即在其首席代表乔埃面前摆放了一面蓝底白色图案的联合国小旗，表明他是“联合国军”的代表。事前，我方没有做同样的准备，休会后，朝、中代表进行了磋商，决定打出朝鲜国旗，以示对等。朝鲜代表取来代表团汽车上的旗杆，又找到一个铜盘作旗座，朝鲜地方官员又送来了国旗。下午复会时，我方首席代表座前即摆放了朝鲜国旗。而且朝鲜国旗较联合国旗为大，旗杆也略高（后来，双方摆旗的做法，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板门店签字时也是如此）。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国国旗并未摆上谈判桌，并非是因为有谁做了手脚，而是为了体现以朝方为主的思想，而两面小旗无形中显示朝鲜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对等谈判，符合我方的方针。

　　被丢下的联络官

　　除谈判代表外，双方联络官也就某些事务性问题进行会晤。首次会议时，气氛就十分紧张。对美方人员来说，到被他们自己妖魔化了的“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使他们感到紧张和压力。可能由于过分敏感，美方代表团竟然觉得“他们的座椅比朝、中代表的座椅矮了一截”。大概也是由于过分紧张，南朝鲜方面的联络官就座时竟一屁股坐空，蹾到了地上，摔得他面红耳赤，使在场的人想笑而不敢笑。同样是这位联络官，在一次休会后美国人都撤回汶山了，独有他被“忘”在我区，搞得他十分尴尬。我方人员只好请他在会场休息、吃饭，并以无线电话通知对方来接他返回。

　　迅速组建的记者团

　　12日，美方65名代表团人员及20名记者沿汶山至开城的公路进入我防区时，因记者采访问题尚未达成协议，我方岗哨不同意记者通过。美方车队全体人马便原路返回，当天会议未开成。事后，美方借口所谓“记者采访会议的问题”大做文章，宣称“双方在会场区内要享受平等的待遇”。他们还举例说：谈判第一天上午，我方一名摄影人员曾进入会场内拍照，但他们没有记者，伤了面子。

　　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允许记者采访会议。“记者事件”后，我国立即组建中外记者团赴朝工作。这支较美方记者出现稍迟的记者团，除我国内地各主要报社记者外，还有香港地区的《大公报》，英国《工人日报》，法国《今晚报》及匈牙利、波兰等境外记者。其中尤以欧籍记者魏宁顿及贝却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方代表团的支持下，中外记者团成为板门店记者中的佼佼者——很多我方信息都是由中外记者团向西方透露的。

　　谈判地点迁到板门店后，来凤庄就同谈判没有了联系，但是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时，来凤庄的名字又出现在停战谈判的记录中。7月27日，在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员崔庸健的陪同下，彭德怀来到开城，下榻于来凤庄。28日，在我方新修的“松岳堂”里，彭德怀在停战协定上庄严地用毛笔签上了“彭德怀”三个大字。我方记者报道了这一历史事件，也发表了彭德怀签字的照片，并刊登了彭德怀及杜平等的照片。根据协议，协定先由谈判首席代表在板门店签字，并立即生效，然后送双方司令副署，加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