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任弼时在陕北转战途中

　　任弼时一贯虚心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不管是反映情况、倾诉苦衷、提出建议，也不管讲得正确与否，他总是耐心地听完。而在听取意见的过程中，他善于提出问题，启发对方打开思路，并帮助和他谈过话的干部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

　　本文所记载的就是他做思想工作的几件事。

　　他的作风教育了每一个干部

　　有一次，秘书师哲反映一个问题，任弼时细心地听着，在某一点上师哲讲得有些偏差，他立刻予以纠正。这时，师哲才知道他所反映的问题任弼时是完全了解的。于是，他好奇地问：“既然对我反映的问题完全了解，为何还要听我的汇报呢？”

　　“你兴致勃勃地反映情况，我怎能给你浇冷水呢？”任弼时笑着回答。

　　“你能耐心听，这使我很感动，但却耽误了你的时间啊！”

　　任弼时解释说：“听取下级汇报，反映情况，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之一。”

　　听了这句话，师哲深受启发。后来他很有感触地说：“正因为弼时善于同干部、群众商量问题、征询意见，采纳别人的建议，所以他的指示和意见较易得到贯彻执行。”

　　叶蠖生也曾在任弼时身边工作，他在回忆文章中记载了类似的一件事：

　　有一次我和弼时同志谈起边区机关和部队中存在的缺点，他一言不发地倾听着。我以为这一定是我提出的材料很深刻，很新鲜，才引起他的注意。等到我谈完之后，他一条条分析给我听，哪些缺点已经克服了，哪些缺点在不得已情况下无法立即克服，只能等待时机成熟，才能完全纠正。这时候我才发现他知道的比我更多。他如此倾听，并不是因为我所谈的材料新鲜和深刻，而是对下面同志提意见的一种鼓励。假如他不愿负担这种不必需的额外工作，他满可说一声“我早知道了”，来打断我的谈话。但他不这样做。

　　他的话让人心服口服

　　长征途中，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任弼时与红四方面军前敌政治部主任傅钟进行彻夜长谈。为了不影响战友的休息，他们走出帐篷，来到一块高地。任弼时讲述了二方面军的艰难行程，也肯定了四方面军做得好的地方，接着，他严肃地批评道，你们送来的小册子，公开宣传同党中央的分歧，说中央红军“不辞而别”，这样的内容有损于团结，有损于中央的威信，为什么还散发？

　　随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问：“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

　　傅钟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

　　任弼时十分惊讶。

　　傅钟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

　　任弼时就让傅钟将他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

　　任弼时听罢，严肃地问：“中央有没有北上的决议？”

　　“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这一问，一针见血，戳中傅钟的要害，尽管草地的清晨格外寒冷，内疚之情仍令他直冒汗。关于制定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其中有两个会议，傅钟也列席了，但却没有执行和维护它。

　　见到傅钟开始认识到错误，任弼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要他在天亮后到总司令部机要室看电报，并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看过电报，傅钟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中央一直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对争取张国焘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而这些重要信息都被张国焘封锁了，如果不是任弼时的点拨，自己仍然被蒙在鼓里。

　　第二天晚上，他们的谈话继续进行，任弼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听了这话，傅钟心服口服。

　　他的批评，让人感受到巨大的震动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一举歼敌6000余人。这一胜利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23日，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赶到会场，表示祝贺。

　　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使中央纵队的处境大为改善，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高涨。但最棘手的问题却依然存在，那就是缺少粮食，饥饿困扰着每一个人。毛泽东、任弼时等也和当地农民一样，只是吃米糠、秕谷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熬成的“钱钱饭”。警卫战士每人每天只有半斤黑豆，哪里够吃？何况，大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小伙。为了维持生计，前线司令部下令杀马吃肉。

　　自从允许杀马充饥后，中央纵队的战士在战场附近拣回两匹受伤的骡马，并宰杀了。在梁家岔住了4天之后，部队又出发了，战士的干粮袋，增加了新的内容，鼓鼓囊囊起来。任弼时发现这种变化，马上找到手枪连连长高富有，问：“你们手枪连有没有拣回马来？”

　　“有。都是没有人要的，本来想送回去，可也不方便，喂养吧，也没有饲草，没的办法，就杀了一匹。”

　　“吃了没有？”任弼时认真地追问着。“吃了一些，还剩下一些。”高连长如实地回答。

　　任弼时严肃地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一切缴获要归公吗。战场上的任何物品，任何东西，都不能变成个人的，也不能变成小单位的。你们的口粮是少了点，不过，平均起来每人也有半斤，比前方还是强多了。”

　　听到任弼时的批评，高连长感到很惭愧，同时受到巨大的震动。他与同志们一合计，大家一致同意，把那匹没有宰掉的受伤马和那些还没有吃掉的马肉一起送了回去。

　　这段时间是转战陕北中粮食最为困难的时期，由于任弼时及时的思想教育，机关人员与警卫战士再也没有发生违反纪律的情况。

　　他的话，拨亮我们心中的一盏灯

　　1946年的春天，中共华东局领导委派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等几位负责青年工作的干部，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任弼时在杨家岭中央青委机关听取汇报并参加讨论会。

　　会议持续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中央青委的同志每隔几天都要向任弼时汇报情况。每次汇报，总感到十分亲切。他们说：“和人相见，他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和善的笑容，热情地同你打招呼、握手，亲切地让你坐在他身旁。谈话时，他总是凝神聚目静听着你的诉说，不喜欢打断别人的发言。他习惯于倾听别人的讲话，同时边听边判断。这中间，绝无漫不经心。当你的发言结束后，他才说说他的分析、他的见解，回答你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他常用同你商量的口吻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是不是这样的？’”

　　任弼时敏于事而慎于言，同时也善于抓住要害。在青委同志陈述的过程中，他始终默默地倾听，认真地思索，最后缓缓地说：“你们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搞青年团？过去，在‘七大’的时候，冯文彬、李昌他们曾提议要建立青年团。那时，中央不同意，我也不同意。现在你们可以再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团。”

　　任弼时的意见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方向，使参加讨论的同志异常兴奋。多年后，他们这样描绘自己的感触：

　　“他的话，对我们来说真可以比做一声春雷。我们所有的青委工作人员和山东来的同志，为青年工作的现状焦虑不安，却谁也不曾想到过建团的事。原先，大家对青年工作只感到面前仿佛有重重浓雾，想求得一个新的出路，而苦于找不到。任弼时同志的话，像拨亮了我们心中的一盏灯，眼前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