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那种渠沟般的官场环境里，何刚德称得上是个好官。这位民国时代代理过江西省省长的福建人，晚清时曾做过江西建昌府知府、江苏苏州知府。何刚德在建昌府知府任上有何建树，笔者没有查到相关记载，但他在苏州知府任上的作为却是载于史书的。比如：他曾选送苏州地方特色产品，参加南洋劝业会，使苏州的丝绸、刺绣、宋绵等产品名声大振；他创设苏州府官立农业学堂，附设博物园，并开辟农事实验场，为苏州的农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率先在全国设立了警察机构——巡警部，这项实验产生了全国影响，从朝廷到地方纷纷仿效之；他在苏州开凿公用饮用水井，使苏州人告别了喝脏水的日子；他保护文物，重金修复因战乱而破败的寒山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官，做建昌府知府时，却经常为如何跟上级处理好关系而烦恼。

　　一切的一切，源于一个钱字。

　　清代异常腐败，许多历史上只能暗箱操作的行为，在清代都是摆在桌面上的，比如每次拜谒上司或逢“三节两寿”都必须送礼。何刚德是知府，没有资格与皇帝接触，他需要经常与之打交道的上官是两江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拜见两江总督一次至少需要600两银子，拜见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人依次至少要500两、400两、350两。除此之外，上官的“三节两寿”礼是一定要送的，所谓三节就是端午、中秋、春节三个传统节日，所谓两寿，就是上官及夫人的生日。送“三节两寿”礼也有讲究，巡抚每节至少要600两，过寿400两；布政使与按察使每节300两，过寿200两，各色表礼、水礼、过路程仪及贿赂上司门丁的门包等尚不计算在内。同时，道台、驻防八旗将军也得略加表示，这些节礼、寿礼、小额临时开销加在一起，姑且只算8000两，一年所送的礼金已接近万两。

　　必须送的礼金如此之多，何刚德的钱从何而来呢？在清代，知府算不上大官，这个官职之上的地方官还有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知府顶多算个从四品，何刚德的正俸只有白银80两和40石大米，以每石大米折算一两银子计算，加在一起，也只有120两银子。另外，他还有养廉银1400两，总共是1520两。当然，作为知府，何刚德也可以收到下属的“陋规”。建昌府下辖五县，知府的见面礼每县要出200两，三节两寿每次是120两。这样，一年的陋规是4000两。如果下属送得再多一点，可能达到6000两。

　　全部工资加下官送的陋规还不够给上官送礼，办法自然只有两个：一是像建昌府毗邻地区一样收地税时每亩地多收3分银子作为额外收入。建昌府共有成熟土地17035顷又27.23亩，每亩多收3分银子，这一项可进账51105.81两银子，但这样极容易引发民变。如果不向农民多收钱，就只有挪用库银或向银号、商铺借贷，长期借贷必然造成地方政府财政的空转。

　　对于反腐败，有一种论调，认为民众最痛恨的是身边的“苍蝇”而非远处的“老虎”，因此打“苍蝇”比打“老虎”更重要。但是别忘了，“苍蝇”有时也是“老虎”逼出来的，不打掉“老虎”，“苍蝇”就永远没有消失的时候。想想看，像何刚德这样非常想做事的地方官，当时的政治生态不是鼓励他勤政廉政，多做实事，获得民众拥护，而是一次次逼迫他去送礼，送了礼之后还得为填补落下的窟窿费尽心思，如此情境下，一般基层官员有多大的毅力与勇气抗拒变成“苍蝇”的环境呢？我们不难设想，假若清政府有一种震慑力极强的政治自清力量，能够遏制“老虎”们的以权谋私，何刚德还会产生上述烦恼吗？

　　逼着好官为保位不得不送礼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逼着好官将手伸向民财的环境更不是一种好环境，清朝最后的灭亡不过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为自己曾经的愚蠢付出了代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