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环保部长可谓如坐针毡。新近的消息是，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议案，建议环保部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通不过则部长辞职。此一建议很“大胆”、很“解气”，又颇具可行性。

　　环保部长是政府部门要员，其任免权在人大。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就公众迫切关心的环境治理问题，要求环保部长单独向大会报告工作，有其合法性、可能性。当前，举国环境问题突出，今年1月份，全国主要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不足50%，北京达标天气仅2天。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治理手段过软，环保部门执法不给力。

　　恕我直言，眼下环保系统普遍存在着鸵鸟心态。一些人在环境监管上止于“走程序”，发现排污、排放，环评不达标等违法违规行为，就是下下整改通知书，开开罚单，煞有介事地喊一嗓子而已。至于对方听不听，改不改，落不落实，不大愿意去追究。追究下去，也许会有很多阻力，徒增很多麻烦，于是干脆绕开。“只要把程序走到了，追究不到自己的直接责任就成”，这样的作风不矫正怎么行？还有些人已然把“无效执法”看成常态，习惯于拿自己当“吉祥物”、作摆设，这样的心态不根治怎么行？

　　应当承认，环保执法有其难度。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对“环保与发展的辩证统一性”缺乏认识和认同。有的官员骨子里始终认为“环保影响发展”，口头上对环保高度重视，实际上仅仅把它当成可有可无的葱姜蒜末，当环保与发展发生冲突时，总是牺牲前者。打招呼、批条子、下指示，给违法企业撑伞开道，任其荼毒苍生，末了，还美其名曰“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实在是荒唐得很。发展的目的不是数字上的好看，不是短期的虚惠，而是人的生存品质的切实改善。在这个问题上拎不清，要么是自私自利，不恤百姓，戕害人民，要么是情商、智商以及价值观有问题。而这恰恰是环境治理无力感的症结所在。

　　于是，这又引出一个问题：如何让环保执法硬起来，不受制于地方？有效途径就是给环保部门扩权。现在各级环保部门都隶属于同级政府，人财物掌握在地方手里，地方政绩冲动之下，环保执法多遭掣肘。而在美国，环保局局长由总统直接任命，所辖机构包括华盛顿总局、10个区域分局，直接对白宫负责。在澳大利亚，法律授权环保局官员广泛的调查权、应急权，还设立了专门的环境法院，保证执法的独立性。眼下，环境问题这么突出，我们能不能借鉴国外经验，参照我国工商、质监的管理模式，对环保部门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给他们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环境治理固然不能局限于扩权，但权力与压力具有匹配性。眼下，新环保法已经实施，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如果再给环保部门适当扩权，想必他们会有所建树，让人们看到告别雾霾天的希望。倘不能如此，环保部门一众官员就必须承担责任，倘有相当数量的人大代表不满意，环保部长就当去职，没有理由可讲。明确这一点对环保部门而言是一种倒逼、一种压力。很多时候压力就是动力，在环境治理上，中国欠缺的就是一股子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