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现象”是当今中国的一种独特现象。在官场行为方式上，他无疑属于一个“异类”，但在当今为官者内心深处的思想基点上，他又与不少官员相暗合，那就是：在中国，要干成点事，不来点急风暴雨式的“铁腕”，不来点“吐个唾沫就是钉”式的强权，是绝对不行的。在不少官员看来，民主是什么？民主无非是没完没了的开会、扯皮；是贻误时机、什么也干不成的空谈。仇和看到了这一点，他采取了铁腕与强权的方式来“干点事”。其他官员未必看不出这一点，只是他们出于各种考虑，还没敢拿出这种魄力来真刀真枪地干。

　　不能说“仇和们”的想法没有道理。在当下中国社会，如何把民主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让民主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确实还是一个相当现实而远未解决好的问题。“用人治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动民主”，也许仇和确实是这样想的，也许仇和真的能够实现他的“推动”，但“仇和式”的推动，将让社会付出怎样的成本，却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严酷现实。

　　“仇和现象”是个多面体，其中的一面，是其独断专行给社会民主化、法治化进程带来的恶性冲击；而另一面，则是其依靠铁腕、强权带来的高效率。前者的负面作用不用多说，对于后者，高效率带来的那些看的见“成功”，无论是其上级政府、下属百姓，还是新闻媒体，都很难做出超越主观局限性的评价。换言之，仇和的政绩，还很难说能经的起历史的考验。因为靠独断专行产生的“效率”，说白了就是押宝，而押宝则只认手气，焉有其他？

　　如何把民主与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效率结合起来，是“仇和现象”带给我们的重要课题之一。民主与法制，不能仅停留在程序的层面上，不能成为牺牲效率的累赘，而应该是“既不脱缰，又跑得快”的“轨道＋助推器”。在这一切都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仇和现象”应运而生了，这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仇和们”的创造性。只是，这段历史可能令人欣慰，也可能令人沉痛；这样的创造，可能是造福，也可能是造孽。“仇和现象”的巨大隐患，是民主与效率对立困局的集中显现，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